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在学习党史时，听到领读者一句“南梁集市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去处……”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和热议。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在数十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它像极了一块未曾打磨的璞玉，温润和静。细品《南梁革命根据地史》《南梁红色故事》中经济领域的相关内容，仍有很多开拓精神、大道法则和求实作风值得今天借鉴传承。

　　设立集市，坚持公平买卖。早在1933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下面的亭子沟设立了集市；同年10月，薛家寨失守；1934年2月，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恢复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又先后在南梁的荔园堡、洛河川的胡皮头设立集市。在集市上，红军坚持公平买卖，又实行了“先让群众买”的规定；从严维护集市秩序，又不干扰集市交易。这是我党初期发展贸易、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大胆实践，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很受群众欢迎，“极大地方便和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打破封锁，实行开放搞活。当时，边区规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群众买卖自由，并设法与白区通商。但敌人封锁边区，集市设立初期，“白区商人来赶集做生意的不多，只是少数”。苏区的山货和禽畜产品出不去，白区的布匹、纸张、油墨、食盐等物品进不来。只靠当地物资进行贸易，集市活跃不起来，也不可持续。习仲勋同志摸清情况后，指示边区政府“对白区商人实行欢迎保护的开放策略”，将苏区的物品廉价卖给他们，确保通行安全。这就同白区做生意经常受到军阀、土匪的洗劫，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开设银行、发行“苏票”，着力解决货币循环和流动性问题。通过多种举措，“白区来的商人渐渐多起来”。有进有出，余缺互补，才能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会促进生产建设。

　　躬身市场，及时解决问题。在革命岁月里，习仲勋同志经常带着蒋子伟等人到集市上与群众聊天，了解交易情况。他敏于发现问题，勤于问计于民，也善于解决问题。比如，了解到集市影响不大，他就“组织秧歌队、社火、皮影戏班子在街道演出，扩大影响”；了解到集市不够开放、白区商人有顾虑，他就“主动与白区来的商人交朋友，请他们到刘志丹的家里吃饭做客，商谈边区和他们做生意的事”；了解到集市低潮的原因是钞票流通问题，他就在集市设立兑换处，开集、散集时可自由兑换，“一元‘苏票’兑换一个银圆”。经过不断努力，问题少了、情绪顺了，经济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多措并举，推动经济繁荣。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经济，推动经济发展。例如，面向群众开展工作，采取休养生息，不向老百姓征收任何形式的捐税、派款；颁布“十大政策”，推动财经粮食政策实施，建立集市、促进贸易，实行开放搞活策略；设立边区政府银行，印制发行“苏票”，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重视人才，“大胆起用弃暗投明的原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名山”，高名山带着两名工人就地取材，用手工制成了精美的布币，群众称为“苏票”，等等。同时，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又镶嵌在社会之内。南梁集市，正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着眼根据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准备军事斗争的先手棋和长远打算。

　　从我做起，注重营商环境。书中讲到，有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到南梁做生意，见了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就塞纸烟和钱，战士把钱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心想是不是给少了？刘志丹和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这位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说：“应该讲明红军的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白区。“许多白区的商人因此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一些商人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为苏区送货。”

　　南梁红色故事的挖掘、研究和传播，既是峥嵘岁月的见证，也是光辉足迹的留存，更是新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特别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寻求方法路径、汲取精神力量的源头活水。只要自觉扛起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担当，在红色文化挖掘、创新宣传普及、推进教育传承、结合贯穿融入等方面上下功夫，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取得更大胜利！

　　选自《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