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家电影局批准，2021年8月6日至8日，以“国为我强，我为国强”为主题的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大同举办。7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让公众期待8月的这场电影文化活动能带来新的视听奇观，也让人们再次不经意间想到对动作电影的审美评判——文化工业情境下产生的暴力美学。

　　表面上看，“暴力”和“美学”本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正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枪战、格斗甚至战争电影中的暴力元素逐渐美感化，带来电影制作和欣赏的审美新趋势，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暴力美学”共识，进而波及到公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产生了泛影视的影响。

　　审视电影的暴力美学，往往要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电影。当时的影片中暴力美学初露端倪，虽然在此前的战争题材、侦破题材影片中不乏有枪杀、打斗等血腥场面，但是在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暴力美学，更多的是暴力元素在电影中的应用，并不具备创作的主观性和观影的审美性。

　　研究者认为，电影史上暴力美学早期比较成功的尝试当属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67年）。影片主动运用艺术化的手法将暴力场景进行美学处理，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暴力美学影片应该是197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又名《发条橘子》）。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发条橙》，讲述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少年艾利克斯充满暴力倾向，街头殴打老乞丐，入室抢劫，还当着别人丈夫的面羞辱其妻子。影片呈现这些暴力场面时没有采用常态的“纪实”手法，而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处理手法予以实现，例如使用贝多芬交响乐进行烘托，使用“无厘头”镜头快进。如是，影片将暴力细节和艺术感知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观影感觉。

　　很快，全球电影工业的核心好莱坞敏锐地认识并捕捉到了暴力美学这一电影风格的巨大商业价值，于是资本涌入推动暴力美学风格电影快速发展。如今观众看到的好莱坞暴力美学电影已经是百花齐放，甚至针对不同的市场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让暴力美学形成不同的流派和产品。

　　当然，观察暴力美学电影绝对离不开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电影创作和香港影评人的探索。尤其是香港武侠电影的拍摄以及风靡大陆和东南亚，让“打打杀杀”成为影视中暴力美学的基本元素，并且得到观众的认同。今天回头看香港电影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武侠电影，虽然打斗套路化、舞台化，审美价值不够高，但是已经有意识地将暴力情节艺术化，让想象中的盖世武艺和打斗具有超越常规视听的魅力。

　　及至吴宇森的影片出现，香港电影中的暴力美学走向成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系列影片突破了往日暴力情节的“直接”呈现方式，而是对暴力进行“诗意化的表达”。

　　吴宇森的早期作品多数是直接展现暴力，枪战中充斥着血腥，甚至让人触目惊心。到了《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在暴力中融入情感、幽默、诗意，于是暴力场景的恐怖程度降低，观影的心理不适度降低。像《英雄本色》中，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虽然是个暴力形象，但是他的墨镜、风衣、牙签、笑容都成为诗意的符号，他的枪战过程甚至成为诗意秀场，而且导演还不忘在枪战戏里出现教堂和白鸽等审美意向。

　　到了世纪之交，无论是来自华语文化圈的导演还是来自好莱坞体系的导演，都给观众呈现了经典的暴力美学影片，他们以诗意化的方式完成了各具风格的动作表演，《卧虎藏龙》《罪恶之城》《黑客帝国》等影片让人一直津津乐道。

　　影片《卧虎藏龙》《黑客帝国》等对于暴力场景的处理完全是诗意化的，无论是前者竹林中高手的轻功和剑术，还是后者虚拟世界的救世主快速躲避子弹的超能力，都充斥着美感。于是，打斗就成了一种诗意的展示与享受，而非简单的血腥刺激。观影的过程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表演，艺术与审美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让“暴力”和“美学”找到了有机的结合，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快感。

　　暴力美学发展至今，此风格的电影越来越多样化，产量也越来越多，不仅成为观众认可的电影类型，也成为观众心理宣泄的途径。在电影院昏暗的观影过程后，观众不会迷醉在视听构建的声画奇观里，自然会重回真实的人类世界，甚至还会从更残酷的电影世界里获得正视现实与自己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暴力美学在审美上是有价值的，它让公众不高估人性的善也不低估人性的恶，而是要认识到人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