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真君四年，即公元443年，在后世史书中缺乏生卒年月记载的中书侍郎李敞离开帝国的首都平城，一路东行进入大兴安岭北部的山区，来到一座叫做嘎仙的山，在25米高的悬崖上找到一个三角形的洞口。李敞进入被后来称为“鲜卑石室”的嘎仙洞，告祭天地、膜拜祖先，致祭后在洞内石壁刻记了祝词《太平真君四年石刻祝文》。

　　我想，李敞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他的这篇祝词会成为魏碑的经典作品之一，尤其是研究平城魏碑绕不过去的重要艺术作品。

　　《魏书》记载，“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北魏真君四年，李敞时任中书侍郎。时有乌洛侯国遣使朝献，并进言：“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北魏朝廷于是派出李敞为首的团队赴石室告祭，所撰祝文概括了拓跋鲜卑的发展历史。

　　祝文刻于嘎仙洞石壁之上，至今犹可辨。今人还在洞口另刻一石碑，重现了祝文：“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包括李敞在内的中书侍郎，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

　　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鲜卑族拓跋部原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过着狩猎生活，后迁徙至“大泽”今呼伦湖一带开始游牧生活。东汉以前，生活在漠北的匈奴被打败西迁，鲜卑族拓跋部在酋长诘芬的率领下向西迁移进入匈奴故地。后来又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公元258年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公元338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代政权，历经为前秦所灭于公元386年复国，称魏国，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称皇帝即道武帝。为实现从草原部落体制到农耕封建国家体制的转变，北魏统治者大量招引汉人士族参政，开始仿汉建制，国家进入一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快速发展的时代。

　　平城时代，北魏帝国进入一个快速崛起的时代，曹魏之“禁碑令”成为过往，秦汉的树碑记行、勒碑颂功之风在北方再度复燃。平城刊石立碑风起云涌意味着中国书法艺术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今天，我们从传世的碑刻、砖瓦、墓志、造像题记等文字遗迹，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法艺术的绚丽多彩——不仅塑造了北朝以石刻为主流的书法艺术发展模式，而且在继承汉晋铭石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魏碑楷书早期形态“平城魏碑”。

　　1980年7月30日下午，从新闻记者转型到考古学者的米文平在四探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时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石刻祝文》。祝文与《魏书》记载相符，对《魏书》起到证实与补史的作用。8月10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并以8种外语文稿向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太平真君四年石刻祝文》被列为新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1988年1月13日嘎仙洞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人们走进“鲜卑石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欣赏李敞留下的石刻祝文。虽然石壁上的文字不甚清晰，但是复刻的石碑模拟了原刻，高70厘米、宽120厘米，共19行，12个整行，每行12至16字不等，余为半行，全文共201字。石刻祝文以篆籀之笔镌刻，笔画圆浑朴厚，“虽无八分汉隶之波磔，但笔势横逸，体势方扁为典型的隶书。”其与早它30年的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高句丽好大王碑》颇为相似，字形大小不一，欹侧生姿，整体布局有行无列，穿插错路，尽显胡风粗犷恣肆和宽博雄浑之风。

　　北魏建国后，经过太祖拓跋珪、太宗拓跋嗣两代人30多年的经营，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时，国势已经非常强盛。太武帝经过多年征战，到太延五年（公元439），消灭北凉，使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于统一。

　　北魏统一北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环境，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及至孝文帝改革，国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均达到新的高度。无论是《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还是《木兰诗》《敕勒歌》《折杨柳歌》，无论云冈石窟还是平城魏碑，都映射了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达、文化艺术繁荣，甚至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艺术的巅峰水平。

　　时光远去，嘎仙洞壁上的书法艺术和云冈石窟的石刻艺术一样，都给后世带来巨大的审美享受，同时也显示出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的浩浩汤汤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