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的呕心之作，前边冠之于“万历”，倒是准确地给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实际上这本煌煌巨著，所记惟嘉靖、万历两朝最详。

　　细读《野获编》，书中多处记述到了大同的事情。疏浚桑干、谬祀北岳、代王乐户——《野获编》中记载的这几件大同镜像，于整部大明历史而言，仅为一隅。但是，透视这一隅之见，亦可看到明王朝吏治的腐败，皇亲国戚的不法骄纵。尤其沈德符着墨最多的嘉靖、万历两朝，一个崇道乱政，差点儿死于宫女之手；一个怠政党争，将万里江山推入万劫不复之境——阅读《万历野获编》，除了给我们增加明史知识以外，大约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警示。

　　《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的呕心之作，前边冠之于“万历”，倒是准确地给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实际上这本煌煌巨著，所记惟嘉靖、万历两朝最详。若要研究明史，尤其是这两朝的掌故，《万历野获编》是必须参考的重要史料。而沈德符，终其一生也没有考中进士。这位每天要读一寸厚书籍的饱学之士，生前却并没有看到《野获编》的刊行。比起当时的一些巨卿大贾，沈德符的际遇，颇有一些身前寂寞身后名的意味。

　　细读《野获编》，书中多处记述到了大同的事情。其中几件，多多少少勾勒出了一些明代的大同镜像。

　　严嵩当政之时，御史宋仪巡视宣府大同二镇。此二镇是明王朝抵御蒙古俺答汗长年寇边的重镇，当时因为陆路崎岖，为镇边将士运输所需的粮饷十分艰难。仔细勘察之后，宋御史提出，桑干河水道完全可以“通漕”。因为桑干河发源于大同县瓮城驿之古淀桥，“会众水而东入京师之卢沟桥，凡一千里至塞上”。而且，曾经有大臣试走过这条水道——“曾驾小舟，自怀来运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达古淀桥。”宋御史上疏断言，千里水道仅有四五十里乱石险峻处，稍加疏凿即无大碍。疏上之后。嘉靖皇帝忙着炼丹，兵部尚书聂豹一见喜不自胜，他“极主其议”，认为通漕之后，不但方便运输，而且“可以捍虏骑，其策最善”。然而，拥有动工决策权的大臣却踢起了皮球，工部尚书欧阳必进“惮于兴役”，找了一个借口，说是“道远费烦，再加堪明”——其实就是“不想干，再看看”。更要紧的是，欧阳必进居然是权相严嵩的姻亲，他一反对，“遂遏其议”。沈德符写到此处，半是惋惜半是慨叹，宋御史上书“通漕桑干河”之后六十年，无人再谈这一利军御敌之良策，更无人知晓大同塞上还“藏”有这么一条黄金水道。

　　另一件事情，也和大同密切相关。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甘做儿皇帝。因为这一变故，赵宋开国之后，无法祭祀北岳恒山。据《一统志》载，北岳恒山“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历代自舜时巡俱祀于此地”——石晋割献后，北岳恒山划入契丹（辽）境内，宋代的“北岳之祀”只好改换目标，“乃致祭于真定府之曲阳县”，曲阳县境内的大茂山就这样成了宋代的替代“恒山”。但是，荒唐的是，由宋而元而明，一直照抄照搬如斯。到了明代弘治六年，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提出“还祀浑源”，因为本朝早已经迁都北平，而真定却在京师之南，一路向南去大茂山“祀北岳”，岂止“甚悖”！此疏到了主办部门礼部尚书倪岳那里，立马卡了壳。倪岳仅仅同意“修建恒山旧庙”，至于祀北岳，依然还去大茂山。一件关乎国体、国礼的大事，被倪岳生生给搅黄了。沈德符透露了倪岳极力反对的小秘密：其父倪谦曾经于大茂山祈祷求子，结果生子且名以“岳”。大茂山是倪尚书的“幸运山”，焉能够因为国家典礼而“坏了”父子的“规矩”！一件关乎大同的事情，不经意之间，却如此鲜明地折射出了明代一些官油子总喜欢自我标榜的所谓“家国”情怀之虚伪。

　　还有一件事情，与大同的代王有关。代王朱桂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为明代九大塞王之一，老朱的九个儿子分守九边重镇。朱桂娶徐达第二女为王妃，斯人性格暴躁。明成祖朱棣以徐达长女为皇后，与朱桂为僚婿（连襟）。成祖曾在玺书中数落朱桂，“闻弟纵勠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朱桂曾经在建文元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其实，封国在大同的这位代王，不仅暴敛钱财，而且纵欲享乐。《野获编》中记载，代王朱桂当时所蓄乐户，是其他藩王的数倍。历代代王大都继承了老代王的好色传统，到了万历年间，代王府“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简直是明代“大同版”的天上人间！许多曾经隶属于代王府的乐户，或因年老色衰，或因得罪被逐，颠沛流离，又辗转进入京师重操旧业。当时京师多大同籍乐户，即是这个原因。从乐户的数量可以想见历代代王的奢靡，由此亦可管窥明代中后期“淫风”之盛行。

　　疏浚桑干、谬祀北岳、代王乐户——《野获编》中记载的这几件大同镜像，于整部大明历史而言，仅为一隅。但是，透视这一隅之见，亦可看到明王朝吏治的腐败，皇亲国戚的不法骄纵。尤其沈德符着墨最多的嘉靖、万历两朝，一个崇道乱政，差点儿死于宫女之手；一个怠政党争，将万里江山推入万劫不复之境——阅读《万历野获编》，除了给我们增加明史知识以外，大约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警示。

　　□ 蜀水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