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楠花绽开的芬芳，三分染红苍白的玫瑰，七分化成倾城的爱恋，秀笔一著，便是半个民国，一段情伤。既然写情伤，张爱玲的“生离死别”的作品很多，而《倾城之恋》看似圆满的“结婚”结局，实则暗含悲剧性，结尾男主人公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就是明证。那这种悲剧性是如何展现的呢？又有何深意呢？

　　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感情的开始就是不真诚的，两人追求的不是情感本身。白流苏急于摆脱在娘家的困境，她明明知道徐太太的大方请客，多半是要拿着她去与范柳原做个人情，还是坚持要“赌一把”，来“得到众人虎视眈耽的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范柳原“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他只是囿于面子，不担“诱奸的罪名”，他爱的人实在太多。感情于二人都不发自本心，白流苏贪图的是婚姻带来的生活享受和身份地位。她在婚姻上的功利性选择与民国时期的婚姻观念、整个民国时期妇女地位都有关联。在当时的婚姻观念中，白流苏离婚后，只配诸如给五个孩子当后妈之类的婚姻；由于当时妇女解放并不完全，妇女地位低，白流苏脱离旧家庭去生存，只能依靠低三下四的职业生活，失去“淑女”身份。而范柳原在当时的社会中，他的浪荡公子行为并不受社会约束，即使声名狼藉，还有很多名门淑女想要当范柳原的正妻，比如白流苏的妹妹等。也就是说，范柳原要“新鲜”，白流苏要“利益”，各取所需。两人感情的开始虚情假意的成分居多，喜欢和吸引是其次的，这是圆满结局悲剧性的重要因素。

　　主人公生命历程本身具有悲剧意味。既然是各取所需的情感，两个人在相处过程中的算计和利益交换就是首要的。饶有意味的是，两个人之所以还能得到 “圆满”非关算计，而是彼此疗伤的过程，有那么一点真，所以配得一点“圆满”。换句话说，两人的个人经历本身都有浓郁的悲剧意味，导致相遇之时，带着些许惺惺相惜。白流苏因为家暴离婚归家，被娘家榨干钱财之后，眼看着要被赶出去，受全家人的不待见，活成了一个笑话；范柳原的母亲名不正言不顺，他流落英国很多年，几经努力才获得家产，受了很多攻击，也像是一个笑话。两个人在命运上都是苦命人，在原生家庭中都缺乏爱，相互之间吸引，像是两个受伤的灵魂在相互靠近。特别是战争轰炸的背景中，两个人的感情因为周围无数人的死去显得相依为命。

　　战争本身具有残酷性和悲剧性，个人的圆满在时代战火的惨烈面前天然带有悲剧意味，并被张爱玲记录在其文本之中。故事最后是战争爆发，一座城市在炮弹的攻击之下千疮百孔，“倾城”是个事实。也就是说，即使范柳原、白流苏是罗密欧、朱丽叶，是梁山伯、祝英台，在人间地狱一般的战争中，都难以善终。在战争时，白流苏“仿佛蒙了双重危险”等心理描写暗示她已经意识到之前与范柳原的一切情感交集，互相需要多过爱——她感受到了懊悔，考量两个人之间的“累赘”问题。真正的爱是超越生死的，性命攸关也甘愿为心爱之人付出生命，而不是懊悔，也不会认为爱人是“累赘”。同时，这一段中提到白流苏明白如果范柳原被炸死，自己的处境会不堪设想；如果自己伤而不死，那么范柳原则会因为自己这个伤残的累赘置身于危险。这一个在危机背景下的心理描写极为巧妙，正好展示的就是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日常的相处状态：互相需要的感觉也是岌岌可危的，不离开对方是因为不能离开。

　　战争结束，范柳原与白流苏逃出生天后看到的景物描写是一段极具悲剧氛围的环境描写，而且颇有深意。淡白的海水淡黄的沙、天空是淡漠的蓝、铁丝网、墙、燃烧的房子冒出两种不同色的烟。这些意向除了给人带来一种战后的苍凉感，更是暗指了这段感情的苍凉，仿佛是连世界都看清楚了这段感情的本质。并且，作者张爱玲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她写出《倾城之恋》这类“圆满”的悲剧小说的一个内在原因。《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那时候的张爱玲体会过父母亲离散的感情，并不美好。而她自己遭遇的感情挫折，比如被丈夫胡兰成的不检点伤透了感情更是重要因素。张爱玲对待感情的观念跟白流苏也有相同之处，她求结果，有自尊心，耐得住寂寞。白流苏去香港后又回到上海，跟范柳原接触的过程中，她一直要名分，不因为喜欢过早交出自己，这也换来范柳原的念念不忘，有了第二次赴港。对待婚姻的态度上，胡兰成跟范柳原是相似的，不忠贞。而张爱玲给胡兰成写分手信的时候，据考证也有了新欢桑弧。这样的感情态度，注定无法“圆满”。

　　可以说，张爱玲的思想是超前的，这体现在《倾城之恋》的“悲剧性”中。《倾城之恋》批判了陈旧的时代观念，也涉及性别平等、女性解放等现代性议题的讨论。白流苏对于婚姻的胜利跟张爱玲婚姻的缔结有“圆满”的共性，两人都求得婚书，算是有“名份”，但是白流苏默认范柳原婚后的不忠和张爱玲因胡兰成先出轨而分手的悲剧性是一致的，都是民国时期女性地位低的社会观念的体现。不同之处在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处于抗战时期的“倾城”也没能成全她，或者她看透了“成全”，那注定不“圆满”。　　　　　　　　　　　　　　徐闻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