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是明代诗人谢肇淛的著作，分作天部、地部、人部、物部、事部五类，共十六卷。其中“物部”四卷，所记多有趣事物。谢肇淛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入仕后多所历任，天启年任职广西，官至广西右布政使。

　　《五杂俎》是明代诗人谢肇淛的著作，分作天部、地部、人部、物部、事部五类，共十六卷。其中“物部”四卷，所记多有趣事物。谢肇淛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入仕后多所历任，天启年任职广西，官至广西右布政使。

　　“物部”所列，涉及饮食的有许多。其中，记“南人口食”之杂：蚁卵、蚺蛇、水鸡、虾蟆，“皆为珍膳”——这是记“岭南”之杂。谢肇淛为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钱塘，对于“三吴”之人拼死吃河豚，记忆犹新。而关于“解毒”法子，记之亦详，“中毒者，橄榄汁及蔗浆解之”。这个说法，大约源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说，拿橄榄“咀嚼咽汁，能解一切鱼、鳖毒”云云。实效如何，大约只有天知道了。

　　谢肇淛在《五杂俎》物部中，很为花儿抱不平。“古人重口实，故梅被横差调羹，芍药、杏、桂屈作酱酪。自唐而后，稍稍为花神吐气矣。”话说得很客气，却是抱怨“古人”嘴馋，将好好的本应该给人观赏的鲜花，拿来调酱做羹，袅娜“花神”堕为厨间俗物——这未免有一点矫情。“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出自《尚书》中的句子，说明梅参与“和羹”，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稀松平常。即便在“为花神吐气”的唐代，花馔也是“随处可见”——王维重阳节写的应制诗：“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唐人李群玉诗：“倚棹汀洲沙日晚，江鲜野菜桃花饭”。烂漫在枝头，花可赏；芬芳于厨间，花可食——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对于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很多。“燕齐人采椿芽食之以当蔬，亦有点茶者”，这个记载比较真实。香椿茶，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做：采摘香椿嫩芽，炒青、晒干，收起来随时冲泡。药书说它味辛，可以清热解毒。而关于宋茶的种类与制作，《五杂俎》记载颇杂。谢肇淛很明显是根据历代记录，未加细致审读，而择取写入书中。同样是明人笔记，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归纳整理的宋茶就比《五杂俎》好了很多。《野获编》补遗卷二《茶式》，将宋制贡茶分作三类：第一曰团，次曰片，再则散茶。且考证，散茶宋已有之，只不过当时“以散片为下等，故缙绅皆不贵之耳”。直到明初，官方仍然制作团茶以贡，“国初四方贡茶，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一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才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至此，流传至今的瀹饮法（冲泡法），方才因为朱元璋“定调”而最终成型！

　　宋代因为宋徽宗的提倡力行，点茶蔚为大观。因为当时流行的团茶，通过蒸青、研膏，反复漂洗、捶捣，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叶绿素几乎消失殆尽，故而点出的成茶呈乳白色。要满足所谓的“云脚（泡沫）、粥面”等等“斗茶”所需，就需要黑色建盏来衬托。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居然这样质疑：“蔡君谟云‘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读了这一段，很让人惊奇，作为明代的博物学家，又是进士出身，谢肇淛难道就没有读过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吗？现在有研究者给他开脱，说宋代团茶制作技艺至明代已经失传，故明人不知绿茶如何“变白”，而这也恰是宋茶“失传”之证据之一。尽管如此，还是很让人觉得不可理解。

　　当然，谢肇淛在《五杂俎》四“物部”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譬如，“唐人煮茶多用姜、盐，味安得佳？”唐人用茶，向来是连吃带喝，而且煮得极稠，几像“茶粥”。这种做法，源起唐代禅寺，过午不食，坐禅的僧人需要“浓茶”提神。实际上，姜盐入茶，到了宋代已遭摈弃。对于“纸始造于蔡伦”，谢肇淛就指出，纸在西汉时已有，蔡伦用谷皮、麻头、渔网等“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蔡伦造纸使纸张开始逐渐普及，谢肇淛的观点是正确的。

　　从内容上来看，单是四“物部”，谢肇淛记载就很杂驳。如“物部四”，除了文房四宝、服饰窑器，还有吹奏乐器等。尤其服饰一节，对于明代男女官民服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滇中又有缅铃”之记述，正是《金瓶梅》主角西门庆常用的物件儿。据说最初由缅甸传入，故名“缅铃”，国人后改名为“太极丸”。

　　说到“五杂俎”，其实又叫做“五杂组”，本属于古乐府名，三言六句——“五杂俎，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后人仿作遂成为一种诗体。谢肇淛作为明代闽派著名诗人，以“五杂俎”为全书取名，固然意味着全书包含天地人物事“五体”，客观上也还有身份“标榜”的意思。

　　□ 蜀水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