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那东西看起来只是个小小的木质架子，落满一身灰尘，被闲置在耳房的柴草堆之上，只有等到要过年的时候，它才突然显得很重要。母亲让我们找出来，弹去上面的灰尘。她用那种特别薄的红纸装裱好，然后，再找出一个小碟子，往碟子里倒入多半碟子煤油，再用一小撮新棉花搓一根细细的灯捻，浸入煤油里，只探出一个短短的头儿靠在碟缘边。等煤油沁上灯念后，母亲小心翼翼把碟子从灯笼上面放进去。

　　我们姐妹几个跟在母亲的身后，看着母亲把簇新的红灯笼挂到大门头，一个个总是学着母亲的样子，双手也都捧着，好像唯有这样，才能帮母亲护佑住好不容易制作成功的红灯笼。

　　接下来，就是焦急地等待红灯笼被点燃的那一刻。

　　春节期间，大同乡下的风还很野，一开门，一股风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了。父亲总是要浪费好几根火柴，才能把灯笼在暮色中点燃，我们姊妹几个虽然特别想帮父亲挡住风，但个子都太小了，高处的灯笼是我们不能企及的。好在红灯笼总是一年年都能被点燃，它温暖的光晕，逼走了风的冷硬，并把鞭炮声送得很远很远，映红我们一张张笑脸。也就是那一点光晕，年年制造出喜庆的气氛，提振起我们欢欢喜喜过个年的情绪。

　　过了除夕夜，红灯笼里的煤油就用得差不多了，家里以后需要煤油的时候还很多，一般不再续油，红灯笼挂在门口就成了一个摆设。

　　红灯笼在风中时不时摇曳，看着人们绕旺火，互相说“过年好”，看着人们敲锣打鼓，看着人们划旱船、舞龙灯、扭秧歌，看着我们穿着新衣服跑出跑进。一个村子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似乎，家家户户如此这般。

　　它一直摇。等过了元宵节之后，红灯笼看起来又疲惫又破败，被取了下来，重新搁置到耳房的柴草堆上。

　　后来，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天，村里开始长期供电，家家户户屋檐下都挂了灯，人们只要出了院子就开灯，整个院子被照得亮如白昼。再过年时，红灯笼里不再放入倒了煤油的碟子，拉长电线的灯泡直接被塞进了红灯笼里，再也不用担心它被风吹灭，也不用操心失火，更不用惆怅碟子里的煤油燃尽了。

　　再后来，屋檐下的灯泡换得更大了，它亮堂堂的光，让那个红灯笼羞涩不堪，不敢再露面了。不记得从哪一年起，大门口再没有挂起那盏小小的红灯笼，也再没有看到乡亲们走乡串户划旱船、舞龙灯、扭秧歌，再没有听到村子里敲锣打鼓的喧闹。

　　卫校毕业上班后，离春节还有好多天的时候，在医院门口看到后勤的人们张罗着把好多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下了班从医院出来，发现别的单位门口也都陆续挂起了红红的灯笼、一派祥和喜庆热闹的景象。

　　城里和农村总是不同。

　　年年春节，我和整个大同城一起浸在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发散出的温暖光照里——祥和、喜庆、热闹，也真正体会到了“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美景，城里过年的大街上，的确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

　　我在笑语盈盈里看南关南街（永泰南街）的红灯笼，看大西街（清远街）的红灯笼，看黄花街的红灯笼，看东关的红灯笼。看它们成双成对地迎风摆动。子夜时分，看夜空里烟花次第绚烂绽放，听炮声响彻云霄，同熙攘往来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一起绕着华林商厦门前的大旺火，心里默默祈愿。我又想起了老宅的那盏小小的红灯笼，是清贫还是别的什么，让它独自承担起照亮我儿时最美好时光的重任？又是什么让它消失无踪？

　　大同城一年比一年繁华了，连树上都挂满了各式的灯。冬日，每每夜色降临，路旁的树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好看极了。赏灯，再不用等到春节期间，整个大同城成了一座灯火辉煌五彩斑斓的不夜城。只是多年前，不曾料到，这座以煤炭闻名国内的城市，春节期间的煤炭旺火，现在已被电子旺火所替代，响炮仗和放烟火这些习俗也被禁止，并被市民逐渐接受。

　　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被遗忘和冷落的，是那些大红灯笼。春节前几天，各个单位的门口、重要的街道、小区大门口，甚至人们家里晾台上，都挂起了成双成对的大红灯笼。看到这些红灯笼，就感觉到喜庆祥和，让人充满了希望。

　　明代才子唐寅有诗《元宵》这样写到灯笼：“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是啊，就是这红红的灯笼，成就了春节、春天，让人想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