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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大同的那些曾经”之:

邮电大楼(一)

□ 任翔宇

  泰戈尔在散文诗《萤火虫》里有一句经典的诗句,也是被三毛引喻为自身的写照,“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话里有哲理,也有智慧,如果再放低一点看,还有些许最后的倔强在里面。从古到今,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事物千千万万,从第一视角看,都不过是自己已经飞过的倔强,史册和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可能都没有一丝痕迹。

  消失,无疑是最残忍的处理方式。仿佛不曾出现过一样,而其实,所有的波澜起伏,都真实存在过。

  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穿着打扮,家里的陈列摆设,总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对于一座城而言,能留下的印记,总是越来越少,消失的总是越来越多,即便是地标般的建筑,即便是百万人心中的市中心,哪怕仅仅离开视线几年的工夫,也一样湮没在浮世喧嚣里,再无半点涟漪。

  就比如,邮电大楼。

  邮电大楼。作为大同的市中心的标志参照物,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30多年,但是邮电大楼所在的那块地,作为大同的市中心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自打辽金元时期,崇佛的契丹、女真、蒙古人朝拜华严寺带来此地的兴盛,明清至今,西门外就因商贸和打尖换乘的交通而繁华熙攘。建国后,邮电大楼所在的那块地是广场,官名是红旗广场,老百姓大白话就叫西门外广场。1981年,大同的城市建设第一次向着现代化方向探索,沿着四牌楼一路向西纯粹的商业楼拔地而起,代替了原来的民居商铺。一批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名字和行业进驻开业,比如妇女儿童商场,以前哪有专门分类别的商店啊;比如电影公司,以前只是个小小的发行放映站啊,软垫儿的靠背座椅和立体声音响,以前大同的电影院哪有这些啊;比如少年宫,一边儿两层还带个弧形的壳,一边五层高楼,直到弧形的壳上装了一个大火炬,人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和少先队员有关系,直到1982年第一批孩子走进这里开始专业学习音乐、舞蹈、计算机、摄影、书法,人们才知道少年宫是干嘛的。和这些相比,邮电大楼是最神秘也是最叫人心旌神摇的。

  1981年12月,大同市邮电局在西门外红旗广场南侧,建设大同邮电综合楼兼通讯枢纽中心,安装二千门纵横制自动交换机。1983年8月建成,邮电大楼楼顶上四面挂钟表盘,起初是东方红乐曲对应钟点数报时,后来就是逢整点钟响。虽然现在看大楼整体仍带着浓浓的前苏联风格,但在那个时代,这座楼仍是代表大同最开拓进取的门面和形象。

  邮电大楼里面,是当时代表着最现代化通讯科技和最全类别的业务。一楼大厅向西的一排柜台,是收发电报的,向南一排,是申请安装电话的,向东一排,是信件投寄和邮票售卖的,中间还有一排,是五六间小木房子,打长途电话的。这个构造形式,可能是统一规划,后来我去北京西单的电报大楼,复兴门的长途电话大楼,珠海的邮电大楼,都差不多一个模样。在那个睡狮猛醒的改革开放初年,通讯业务,不仅是老百姓沟通往来的情感纽带,更是“电话一响,黄金万两”的商机生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呼机、大哥大也是从这里走进千家万户。在邮电没有分家、电信没有分家、联通、网通、移动、铁通还没有出现的日子里,邮电大楼里的繁忙,不分三教九流,不分寒暑冬夏。

  我的第一本集邮本儿是在这儿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集邮,经历了懵懂从信封上剪好看的画纸,到攒钱买了集邮册,省下早饭钱买自己喜欢的邮票,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终于有了集邮本儿,可以全年一套不缺地完整收藏纪特票。从家里街坊的废信封到火神庙街邮电所、大十字街邮电所的邮友交换、单张购买、邮票地摊儿上捡漏儿或者打眼,直到邮电大楼才完整画圆。“纪念世界语诞生100周年”的冷僻知识点,盖销“猴票”意外得来的狂喜,“青铜器”至今仍缺一枚两角的悻悻,在一大票人群中挤进柜台抢购“四大名楼”,从口袋里掏钱,掏出小偷一把镊子的惊诧,是我的邮电大楼记忆,也是那一代人的。俱往矣,集邮的式微,和邮电大楼的消失,与其说是行业或者城市的兴衰与叹惋,还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与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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