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1996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专著，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多半是从外国人开始的，石窟寺研究也不例外。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沙畹在1907年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德国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年从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中盗掘遗物，剥离壁画；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先后在1907-1914年间，劫夺敦煌石窟经卷文书和工艺品；1933-1934年间日本人和美国人又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行肢解式盗窃。抗日战争时期，大同沦陷，日本京都大学在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六年之久，并于上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30册。上世纪初期以来的外国人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是与掠夺中国石窟文物同时进行的。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石窟寺的保护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视，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全国各地的重要石窟寺皆成立了保护研究机构，为中国石窟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石窟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50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我们在评论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学术论著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住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

　　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曾到大同云冈考察。其后，在主持考古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几乎每年都到云冈。1951年宿白先生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首先要对石窟寺遗迹作忠实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清理和记录，也就是他所称的考古学的记录，不是一般的调查记录，这种记录相当于考古学的发掘记录，它要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恢复石窟寺之原貌，这个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宿白先生提出要对石窟测绘连续平、立、剖面图，石窟内各壁立面和壁画实测图，窟顶实测仰视图，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图，佛像实测和等高实测图，石窟解剖图或轴测投影图等。对佛教造像的记录，宿白先生特别强调要包括正视、左右侧视、后视和俯视图的测绘。文字记录要客观翔实地描述，凡所观察到的现象，事无巨细，全部记录。拍摄照片和录像尤其重要，它是记录石窟现状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考古学的壁画临摹要求百分之百地忠实于现状，包括残毁状况在内；艺术性的壁画临摹已掺入了临摹者的艺术加工，是属于艺术的再创作，有它的价值，但不符合考古学的原则。要特别注意石窟寺院和单体石窟的自身变化，从留存遗迹的叠压层位上找出其变化的先后关系。

　　考古学的研究必须升华到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上，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也不能例外。宿白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作出了范例，他对云冈、敦煌、新疆、龙门、巩县，以及中原北方地区的其它石窟，南方和西藏地区的石窟都作了社会历史和佛教史的考察和研究。

　　云冈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上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宿白先生对于云冈石窟研究成果的第一篇文章是根据新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的十寺，考证云冈石窟诸寺的历史。宿白先生特别注意云冈石窟前崖面上的木建筑遗迹，成组的石窟往往是一个木构外檐装饰成的寺院，这些开窟以来的寺院是有继承性的，《金碑》中所记的十寺，基本上是辽代以来云冈诸窟的主要寺院。《金碑》的发现在云冈石窟历史研究上是极其重要的。宿先生对《金碑》的研究十分审慎，十寺之中宿先生只推测了五个寺院之所在，即护国寺为第7、8窟，崇教寺为第9、10窟，通乐寺约在昙曜五窟（16、17、18、19、20）附近，灵岩寺为第3窟，尼寺或在第20窟附近。

　　第二篇文章是《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他运用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科学地、综合地考察云冈石窟的内容，把云冈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昙曜五窟，自和平元年至六年（460-465年）；第二期自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阳（465-494年）；第三期自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494-524年）。其后，宿白先生又对云冈石窟分期的历史依据，作了充分的论证，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把根据考古学分析的云冈石窟三期发展阶段，与北魏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证实云冈石窟的分期是北魏历史的具体反映。宿白先生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一概念，他说：“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宿白先生把云冈石窟的研究价值，提到如此的高度，正是他全面考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精健所在。

　　从云冈开始，宿白先生的足迹遍步大江南北，他在这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尽数呈现中国石窟考古的全部历程。宿白先生的文章清楚地表达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他领导主持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　　　　　　  据《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