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的“回乡记”系列，写的是故乡、故人和故事。经由记忆之路，我们随他来到赣江边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枫江镇，一个名为下陇洲村的地方。那些沉重的和轻盈的、凡俗的与贵重的、真实的和隐喻的，看似矛盾对立的事物同时出现在这位作家的笔下，使他的故乡书写有了尖利的锐度，抵达纵深，臻于“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美学境界。

　　江子的文字里有散文作品稀缺的辽阔山河之气，也有与这种气息相伴的中国式美学，他笔下的乡民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的东西，正如评论者所言——蕴藏着“一个精神性的旷野”。他善于在自己身处的群体中观察，有如“钻探”一般，撷取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再经由它们直抵历史的深处——这让他能够逃离“真实”的拘囿而抵达一种象征或者隐喻，那就是“故乡魂的重要部分——故乡凡俗的日常中最为隐秘、贵重、势大力沉的那部分”。江子为赣江以西的传统画骨、画魂，他写故乡的武术衰亡，将它作为人与世界交会的一个界面，作为串联肉体和世道的现实文化符号，当武术精神被消费主义篡改时，世道也“因缺少了必要的力道与硬度，而变得软塌与虚弱”。值得注意的是，书写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也不仅限于为大历史中的“小人物”重塑肉身，而是关乎一个当代写作者如何于历史深处理解文明推进的难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同中国几乎所有的乡土一样，这片南方的乡土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发展的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

　　“田园将芜”是江子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动机和主题，当他心无旁骛地建设他纸面上的村庄时，他的村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村庄，而是江西文明史上的一个精神坐标，他把我们忽略的、熟视无睹的人和事一点点拾到他的文字里，淬炼成了属于他的金光闪闪的东西。

　　家园的垒砌离不开意象的土石，江子在写作中正是凭借着以“家园”为核心的一系列意象，铸入他“纯种乡村后裔”的生命体验，在“遵循传统”的怀旧面纱之下，还有不为人所了解的后现代特征。通过江子的诗性写作，赣江以西的农村展现出了两种面貌：一是衰败的母体，一是诗意的梦土，前者唤起的是对历史辉煌的感慨赞叹，后者则引发朴素的牧歌吟唱，他将传统中国式意象植入他的乡愁里，并由此召唤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张力。

　　《不系之舟》里写发展大潮中小人物的迁徙，非常直接、干脆地切入时代的命题，进行了关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命运里的鄱阳湖”这样哲理性命题的探讨：“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动荡不羁，那些乡土中的人们都被押解着离开故乡踏上命定的旅途……有一些小舟被命运湍急的水流仓促推入了令人不安的深水之域，他们都是古籍中所说的不系之舟，是这个世界属于阴影的那部分——是这乡土中国向工业化城镇化艰难转型过程中被损耗的那部分。”《临渊记》则是以想象的方式探讨了古代离开故乡的官员邓汉黻和刘时显与原乡的关系，将他们眼中的故乡抽象为尼采式的“深渊”，“那深渊的圆形之弧，对他们的灵魂构成了永远的包抄与围剿之势……他们的守望之姿，仿佛星空中银河旁边光芒微弱的星子，与银河看似彼此孤立，实际上处于相互吸引又永恒对峙的特殊态势之中”。

　　从当下的语境思考，“守望之姿”也暗合了全球化的今天所推崇的一种泛时空、泛空间的情感，一种新的乡愁观。在后现代话语中，杰姆逊提出的“对当下的怀旧”成为“怀旧”的新近补充，“后现代文化时尚的迅速发展，使人在目不暇给的变迁过程中，感觉每几年的时间就仿佛超越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纪，怀旧感产生的时间量正日益缩短”。新乡愁观强调人的体验感，暂行暂息，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吾心安处是故乡”。它认为乡愁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具体而微的家乡，而应该突破地理空间界限，蔓延至更广远的地方、更广远的时代：童年、梦幻、田园的诗意或更为缓慢的生活节奏。

　　对于江子来说，他的文化乡愁是寄托在一个作为历史、精神和文化共同体的“故乡”基础上的，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其对象是“文化江西”，一种从地理江西升华出来的价值和情感。当他沉醉于从故乡中寻找文学语言的源泉时，并没有陷于保守主义的泥沼之中，而是从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源泉，使语言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腾挪和哲学思考空间。然而，他的语言又是向具体的生命本身敞开的，他内心还汹涌着不安分的热力，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道总是要从文字中喷涌出来。对于江子来说，故乡书写的虚实之外是存在主义的，从“出走”到返回再到永远“在路上”的生命体验，在用文字抵达历史文化纵深之处的同时，他也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悲喜剧：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异乡人，在史诗的洪流中打造了自己的抒情之岛。 

　　选自《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