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茶博士陆羽所作的《怀素传》，交代了历代书坛所流传的“怀素书蕉”的由来：“（怀素）贫无纸，乃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蕉叶为纸，成就了“草圣”的追求。而写作了《南村辍耕录》的陶宗仪，也有一段“积叶成书”的故事。其友人孙作（明初诗文家，字大雅）在书叙中介绍，“（陶宗仪）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荫。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

　　写在树叶上的书——陶宗仪（号南村）所著的《南村辍耕录》，成书经历，可谓奇特。

　　生逢元末乱世，身为浙江黄岩人的陶宗仪，“少举进士第，一不中，即弃去。”继而兵起，陶宗仪遂避祸于松江，与妻居泗泾南村，筑草堂开馆授徒。在这种“半耕半读半为师”的生活中，陶宗仪勤于著述，为后人留下了等身巨作——一部《说郛》，被编入《永乐大典》，汉魏至宋元各种史料笔记得以存世；一部《书史会要》，辑录上古至元末书家小传和书论，此为了解中国书法史之必读书目；一部树叶上写成的《南村辍耕录》，则成为研究宋元（尤其是元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南村辍耕录》一书，涉及宋元戏曲史料的地方颇多，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多处引用了“辍耕录”。陶南村既专注于“院本名目”“杂剧曲名”，也关注了当时著名的戏曲艺人。前者尽管类似于戏单一样的排序罗列，但是，这些内容和南宋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里开列的剧目名称对照，依然具备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后者，在不同的章节中，陶宗仪分别介绍了连枝秀、顺时秀和珠帘秀等元代歌伎的事迹。珠帘秀，姓朱氏，堪称元代早期杂剧第一人，后辈艺人尊称她为“朱娘娘”。《辍耕录》中关于珠帘秀的条目，几乎与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述的完全相同。夏庭芝虽然也属于元末明初人，但是，夏年长于陶，夏于入明后过世时，陶仅仅刚过而立之年。尤为重要的是，夏庭芝本身就是松江人，他所遗留下来的《青楼集》，很有可能成为陶宗仪著述的资料来源。譬如珠帘秀一节，《辍耕录》与《青楼集》虽然记录内容大致相仿，但在重要关节处，细节还是“出卖”了陶宗仪——当时士人以《鹧鸪天》一阙相赠珠帘秀，赞美其高妙演技。其中有句云：“虾须瘦影纤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陶文只是陈述，而夏文在陈述后特意释疑，“盖朱背微偻，故以寓意”——因为“朱娘娘”略有一点儿驼背，这才有了士人笔下的“虾须”之喻。由此而言，明代文史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陶宗仪“多录旧书”，也算是事出有因。

　　陶宗仪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勾阑压”的故事，颇与当时风靡市井之间的演戏相关。松江府有一个姓顾的人，他的小女儿是一位超级戏迷，“每闻勾阑鼓鸣，则入”。有一天，忽听“棚屋拉然有声”，顾姓男子不顾危险抢进勾阑，想“走入抱其女”——结果甫一入内，勾阑便轰然倒塌，除歌伎天生秀一家无恙以外，棚屋里所有的戏迷皆遭砸压而亡。所幸，顾姓男子的小女儿，“拉然有声”之前就跑了出去，遂成为“勾阑压”中除演员外的惟一幸存者。发生在元代的这次演出事故，多少给现代的读者部分“还原了”元杂剧的演出盛况。而作为类似于珠帘秀、连枝秀那样的艺人，想在台上立足，不下一番苦功几无可能。《青楼集》中记录了一个武昌的张氏女演员小春宴，能“记杂剧三百余段”，在勾阑中“作场（演出）”，“常写其（所会杂剧）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这个类似于“点戏”的细节，和陶宗仪的“勾阑压”综合在一起看，对宋元时期的勾阑演出就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知。

　　作为一部专注于历史琐闻的笔记体著作，《南村辍耕录》不乏民俗风情社会经济的记录。书中卷十一，关于“暖房”的记载，其风俗一直可以上溯至唐代。卷二十六，记录了“至元钞料”，比较详细介绍了当时印制“通行宝钞”的十一种面额，这是研究元代货币币值以及发行流通的重要史料。卷十五，写钱塘道士洪丹谷为所娶歌伎撰写“下火文”，全文近于元曲小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火葬之葬俗一隅——根据记载，曾经“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的珠帘秀，后来流落杭州时所嫁之人正是洪丹谷。只是洪丹谷笔端的“下火文”，所祭所念所思，究竟是不是曾经“出落似神仙”一般的珠帘秀！

　　因为长期避乱南村，作劳之暇又“辍耕书叶”，陶宗仪书中对于元代贵戚高官的记录，远没有士人生活那样丰富多彩。但是，他所著录呈现的一些内容仍然珍贵。卷十关于“大宗师”丘处机面见成吉思汗的记录，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研究这一著名历史事件的史料。卷二十一介绍的宫廷饮宴中的“喝盏”制度，具有浓烈的蒙古民族“宴飨”特色。“喝盏”之宫廷大宴礼制，由金而元，由元而一直传至明初宫廷。这样的记录，堪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所记录的宋代“行酒九盏”之国宴。卷五，陶宗仪记述了一个瞿姓巧匠发明的“尚食面磨”：“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轴以旋之，驴畜之蹂践，人役之往来，皆不能及，且无尘土臭秽所侵。”——拥有这般“高级磨具”的当然是皇室帝后，普通百姓粗食果腹都难以遂愿，因而，陶宗仪在书中卷二十三，借一首《醉太平》小令，抨击了兴亡皆苦百姓的元代社会之腐朽不堪：“官法滥，刑法重，黎民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对于陶宗仪而言，他工诗文，善书画，故而，“狷洁”刚介“义不忘赵”之郑思肖，幽默风趣“元四家”翘楚之黄公望，洁癖成瘾晚年求米却百般遭辱之倪瓒等，在《南村辍耕录》里皆有栩栩如生的描绘。而躬耕于垄亩之间，陶宗仪对于普通民众又有相当的了解——卷二十四，他关于“黄道婆”的记录，堪为李约瑟口中“十三世纪杰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之精彩小传：“国初（元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每当读到此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电影镜头一般的画面。

　　由元入明以后，面对明朝廷的多次诏徵，陶宗仪辞以病：“为巢父，为许由，为严子陵，击壤而歌，以为太平之草民，不亦可乎。”他在诗文中多次寄托了对家乡的思念——“风景不殊乡音远，梦归夜夜浙江船”。《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九年（陶宗仪）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据考证，陶宗仪寿终八十三。终其一生，他虽然没有进士及第，但是，他的学生考中的却极多。

　　《清稗类钞》一书专门记有关于芭蕉的条目：“芭蕉，一名绿天，叶长可及丈，广可及尺，望之如树。”清初著名词人朱彝尊《疏影》吟道：“是谁种汝，把绿天一片，檐牙遮住。”遥想“怀素书蕉”，纯粹为练字儿，芭蕉作纸，尚可理解。再联想到陶宗仪“积叶成书”，则不免有些疑惑——书叶贮于破盎埋于树根，焉能够不腐不朽，掘出“萃录”之时，仍然墨迹宛然？

　　吾想起陶南村于地下而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