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近日的《大同晚报》，品读《九龙壁·随笔》版，蓦然发现“老社长”贾春太写的文章《当“炊事员”的感悟》。字里行间，一个业界老前辈对于新闻事业和广大读者那份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敬仰。只是今时不同以往，曾经多少次当面受教的我，再也无缘得见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因为就在春节前夕，原本一直精神矍铄的他不幸染病，生命永远定格在95岁。

　　作为曾经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老社长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自1945年参加革命，从黎城县委宣传部干事，到《山西日报》编辑、记者，再到《雁北报》领导，足迹遍及三晋大地。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吃在一起，干在一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写出众多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新闻作品。尤其是1976年1月15日，时任雁北报社社长的他，慨然签发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永远的怀念》，多少年后，《光明日报》记者在《新闻战线》杂志上著文回顾此事，说老贾和同事们发出了反击“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天下第一吼”。

　　我和老社长相识于2000年，当时我在大同晚报社会部当记者。那时报社还在御西铁牛里，他的办公室就和我们部斜对门。早已离休的他被报社返聘，帮着社领导审看报纸大样。虽然从来没有谁给他安排过硬性任务，但这位在业界声望卓著的老人家非常自律，乐得在报纸的宏观导向和具体稿件上当好“瞭望哨”和“啄木鸟”。

　　由于家远，我中午一般待在单位，所以每天至少两次，看到他穿一件吊带裤，骑一辆自行车往返于家和报社之间，风雨无阻。下午发稿之前，他总爱走进我们屋里，笑着问一声“今天有什么好稿子？”如果哪天“闹稿荒”，他就会叮嘱大家“多出去跑一跑”；如果大家说有，他就会坐下来听一听，提一些指导性建议。

　　2001年7月3日，我接到来自原大同水泥厂的一个求救电话，有位叫冯智的年轻人为救邻居大娘，被爆炸的管道液化气烧成重伤，却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医药费，生命垂危。与冯智的妻子通话中间，老社长就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人命关天，本身就该是媒体关注的问题。舍己救人危在旦夕却遭到冷遇，一个记者更应该挺身而出。如果情况属实，报纸一定要有个态度！”7月5日，消息《好人流血还要流泪吗？》在报纸显著位置刊发，并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冯智一家先后获捐3万余元，最终顺利渡过难关。

　　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受过老社长专业点拨的人有很多。虽说是大名鼎鼎的前辈，但他与人交流，总是一副商量的口气。每次进屋，他一般端个普通的玻璃杯，招牌式的微笑永远挂在脸上。他话不多，有事直入主题，无事马上离开。有时大家忙，轻手轻脚走进来的他常常让人难以发现。有时候众人急着赶稿子，看见他进来，大都点个头笑一下，继续埋头忙乎。多年相交相知，大家太了解他了。每逢此时，老人家就会悄悄离去，正如他悄悄地来，不带一丝怪怨，脸上还是那招牌式的微笑。

　　2009年9月初，梁赞副总编将我叫到办公室，说报社党委要在“记者节”到来之际，大力宣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同志的先进事迹，让我写一篇有关他的人物通讯。 按照一般规律，人在成名后，少不了有大量事迹材料或是自传性书籍出版，有了这些东西作“拐棍”，我想写作起来应该不会太难。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与老人家面谈后，他告诉我除了这些没有，就连他写过的作品也没有保留。没办法，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约他面谈。拗不过我的老人家虽然来了，但采访明显缺乏很好的互动，好多时候都是一问一答。我和老人家商量过多次，问是否可以采访一些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后来又离开新闻行业的前辈，并希望他提供一些相关的联系方式。老贾社长说：“快别麻烦人家，为我这点事找人家不合适”。当通讯稿大体定稿后，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肯定和赞誉，老人家却依旧反对刊发，好像原话是“我是一个普通人，把我说成超人了可不好。”

　　当年11月9日，《大同晚报》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通讯《报人楷模——贾春太》，引起强烈反响。围绕回应各界反馈，报纸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我和大老贾的故事》。报社的同仁、曾经的同事、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当年好友、还有远在外地担任领导职务的旧日下属，纷纷著文响应。看到那些发生在他身上充满真情实感的往事，人们被他独有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

　　老社长的离去非常突然，因为就在去年底他病逝前半个月，还欣然应邀为我的新闻作品集作《序》。几次通话，老人家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言语间传递着乐观豁达的味道。本来想尽快去看望他，但碍于老人家一再婉拒，便想过了年再找机会。正月初一给老人家电话拜年，约定会面时间，没想到却一切都悔之晚矣。

　　斯人已去，再不能当面聆听老贾社长的教诲，再不见老贾社长和蔼慈祥的面庞。

　　浑浑千言，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