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粥一饭，可以隐藏许多故事，也可以见出人生态度。

　　《晋书》记载，西晋开国元勋何曾，位列三公。其父何夔担任过曹魏朝廷太仆，他少年时就袭封阳武亭侯爵位，曾经协助司马氏夺权篡位。这样一位“官二代”，从小就养成了豪奢华侈的脾性，尤其在饮食上，不厌其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宫廷盛宴全都不入何曾法眼，逢御宴，非得食用自己家厨烹调的东西。他每日的饮食开支至少在万钱以上，尽管如此，还一再感叹“无下箸处”——“何曾食万”，高度概括了他的骄奢之状。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简贵有父风，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二万为限。”攀豪比阔方面，这对儿父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为了欢迎安禄山和哥舒翰的朝觐，专门在驸马府设宴，特命高力士和供奉官张罗。宴席席面如何现在难以详知，但一款叫做“热洛河”的食品，还留在了《唐书》的记载里：“使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煮其肠”。烹饪新鲜的鹿血肠，是因为“翰好故也”——哥舒翰最中意的食物。短短一句“翰好故也”，除了透露帝王关照臣下的饮食爱好以外，更是点出了唐玄宗笼络边将刻意市恩的深远用意。

　　阅读古籍中的一些饮食故事，就会知道，即便同为官吏，其食性品行也有天壤之别。《北史·卢道虔传》载：“卢道虔为尚书，会同僚于草屋下，设鸡黍之膳，谈者以为高。”“鸡黍之食”，最早见于《论语》，“杀鸡为黍而食之”。卢道虔与同僚会于草屋，食之鸡黍，何其简也。然而，“简餐”鸡黍，却并不减弱故人情谊。“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的感觉道出了鸡黍之食的弥足珍贵。

　　孟宗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此人还是“二十四孝”中的“哭竹生笋”之主人公。他在做盐池司马（主征鱼盐捕采之税的职官）时，自己张网捕鱼，而后做成鱼鲊寄给了母亲。不料，其母原物退回，而且带话给孟宗：“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有母如斯，为官的孟宗焉能够不廉！

　　《东观汉记》记录了贺玄的一则故事。“贺玄，字文弘，为九江太守。行县赍持幹糒，但就温汤而已。”翻译成白话即是，贺玄太守到县里视察工作，自带干粮，就一碗温水便解决了一顿工作餐。身为太守，自律如此，读到此处，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人的一些饮食故事，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记载。王邵，是隋朝并州晋阳（太原）人，他自幼酷爱读书，少年即以博闻强记知名于时，成年后屡任著作郎、秘书少监，为当时史学大家。《隋书》写他“笃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惚”。此公一旦扎进经史之中，不但柴米油盐不闻不问，而且看上去人也变得神经兮兮。如此，故事来了——每到吃饭的时候，王邵仍然惦记着自己的事情，“对食闭目凝思”，眯着眼念念有词。而“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食”。等到王邵伸筷子的时候，只觉得盘中肉少，遂以为厨子偷吃，因而“数罚厨人”。厨子气不过，告以王邵实情，并且在仆从又一次偷肉吃时，厨子当下抓了一个现行，王邵这才免了责罚厨人。

　　南北朝时期仕于梁朝的傅昭，历任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梁书》写他清静为政，“性尤笃慎”。有一次，傅昭的儿媳妇家送来一些牛肉，儿媳自然要孝敬公爹。傅昭一见，颇有些犯难。于是，傅昭把儿子找来商量，原话为：“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可见，在古代耕牛并不能够随意屠宰——面对亲家公送来的牛肉，傅昭“食之”“告之”均为难，只好悄悄埋掉。读至此处，不能不为这个可爱的老头儿莞尔。

　　南朝时期宋、齐文学家周颙，工隶书，善老、易，精于佛理。他于钟山西筑隐舍，“终日长蔬，颇以为适”。朋友问他“山中何所食”，周颙回答：“赤米、白盐、绿葵、紫蓼”——仔细玩味，山中饮食可能并不限于如此“四色”。可是，所嗜“四色”，却表明了主人公的隐逸情怀——与“何曾食万”相比，虽然未见豪奢，但此类“四色”亦非常人能及——

　　真正拥有周颙推崇的“四色之食”，恐怕非仙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