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翔宇

　　大同是一座什么城？一千个人也许会有两千种答案。一座能量之城，一座枢纽之城，一座生态之城，一座历史文化之城，一座文旅之城，一座古都之城，一座文明之城……一座几千年传承至今的雄浑大城，显然不是只有一个二维平面的简单之城，每个标签都有渊源和成因，每个标签之间又都有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五光十色中构筑成一个多面又真实、底蕴又活力、古老又现代的魅力之城。

　　但首先，大同是一座改革之城。

　　城是用来聚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地球生物的进化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无时无刻不在说明，适者生存，只有改变，才能适应，一个物种，一座城，莫不如此。

　　适应环境，适应变化，适应挑战，从不习惯中寻找机会，筚路蓝缕，城才能一直屹立。

　　大同是一座改革之城，赵武灵王为证。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赵国的第六代君主，还被后世文人称为是赵国的“彼得大帝”。在他的带领下，赵国国力日臻强大，军队迅速发展，并快速跻身于当时的强国之列。就连当时已经非常强大的秦国都惧他三分。可以说他的一生也给战国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添上了一抹鲜艳的色彩。梁启超对赵武灵王评价甚高，说他是继黄帝之后的第一伟人，“为历史之光者，一曰赵武灵，二曰秦始，三曰汉武，四曰宋武（刘裕），如斯而已”。如此一代雄主，最后竟然为了庇护政变失败的大儿子而被二儿子困死于沙丘，活活饿死。人生之跌宕诡谲，宛如剧本。

　　不过赵武灵王对于大同，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史书的记载很简单，《战国策·赵策二》里说，“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里说，“（赵武灵王谓肥义 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新闻越短事越大。大同地处彼时赵之云中郡，大同周围为北方游牧民族娄烦活动的地方，与赵国领土相邻。赵武灵王为加强赵国边境安全，积极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实施“胡服骑射”，学习胡人穿窄袖短袄，方便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并改变兵车、长矛的作战方式，训练骑兵使用弓箭作战，大大增强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扩张了领土，将娄烦长期居住生活的桑干河上游流域并入了赵国的版图。“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中原的华夏民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对于开放包容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壮大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影响深远。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使赵国一跃成为可与秦国对抗的强国。胡服骑射不仅体现了赵国的民族交融，其他诸国也发生了区域性民族融合。胡服骑射，大同就在这改革的第一线上，从大同就可以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奔放壮阔的民族大交融历史图卷。

　　大同是一座改革之城，北魏孝文帝为证。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从何处走进大唐》，“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他的果敢和决断，也给身后带来复杂的政治乱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孝文帝的远见，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盛唐强汉，无疑是中华文明最灿烂的两个阶段。盛唐的血脉来自大同，全是因为“太和改制”这场影响历史走向的宏大改革。

　　余秋雨因此在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西南面山坡上刻写了一则碑文：“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格局谋变，改革担当。大同一次又一次在改革中阵痛，但又一次又一次在改革中敏锐地捕捉到最符合时代的清新气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已如舟至中流，中国已在全球引领时代风潮。中国的崛起亦是以城市崛起为标志。北上广深，以沿海四杰为代表的先锋，引领中国改革早期城市的飞跃；武郑成渝，以大陆七雄为代表的内陆腹地城市亦相继雄起。前浪新秀，生生不息。大同的这四十余年，也曾站在改革之船的桅杆上迎风起帆。改革带来了这座城市的掌故和高光时刻，带来了这座城市的的盛产与地位。总结过去成败之鉴，探究未来发展之道，无论何时，大同都是值得一书的最有改革精神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