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品读当代作家阿城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孩子王》，思绪依然随着情节起伏，甚至想问一问，书中那个叫王福的孩子，现来怎么样了？有人说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的确，他的中篇小说的穿透力超越时间、直抵人心。

　　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3篇小说都是写上世纪上山下乡时期，以插队知识青年的视角，写出了发生在云贵山区的故事。《孩子王》是 “三王”系列中的最后一篇，与前两篇的主人公不同。《棋王》写的是棋呆子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树王》写的是树王肖疙瘩保护古树失败，抑郁而终的故事。《孩子王》写知青老杆儿，即“我”的教学经历。《孩子王》的书名，可能出自“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俗语。小说以“我”为主线，插队7年，被抽调到山村学校担任初三语文老师，发现学生连小学课本上的字都不认识，决定在识字中，教写真情实感的作文，却因改变教学内容被退回去的过程。在老杆儿短暂的教学生涯中，王福是唯一写出名字的学生。

　　老杆儿来到学校，听负责人老陈介绍情况时，看见他桌上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刚读小说的时候，我把这一笔忽略了。当读完小说再品味时，才恍然作家宕开的这一笔，与后面有关字典的内容不动声色地勾连起来，契合传统小说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俄国戏剧家、小说家契诃夫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文学评论，“前面写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支猎枪，那么这支猎枪在最后一定要射出子弹”。这本字典作为一个意象，贯穿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

　　1976年大山深处的学校，草房教室里，摆着无漆却又脏得露不出本色的桌椅。学生没有书，老杆儿拿一本很脏的语文书抄完后，问课文说的是什么？没人回答，因为学生大部分字不认识。这时听见一个学生大声说：“你这个老师真不咋样！没见过你这么教书的。该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先教生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该背的背，该留作业的留作业。我都会教。”直率的话语，如同小石子投进一潭死水中，激起不小的水花。敢于指出老师问题的就是王福。作家用素描一般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生活贫困、但成熟懂事、善于总结的孩子形象，也折射出僵化的教育模式。

　　更令老杆儿惊讶的是，王福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他把从小学到初三认识的汉字——3880个字，认真工整地抄写下来。王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编写自己的字典。当时的字典是班上的圣物，王福更把字典看成是“老师的老师”，他编写“字典”，渴望有一本新华字典，因而与老杆儿打赌，想赢得老杆儿那本知青送他的字典。

　　王福为了获得字典，回队跟他哑巴父亲一起，把整个三队第二天的劳动任务——230棵竹子全部砍完，赶回家在凌晨之前把作文完成。小说没有写父子两人砍竹的情景，只写王福衣裤上无一处干、湿湿地贴在身上。我们从一夜砍倒的竹子数量中，可以想象父子两人劳作的画面。大山里、夜幕下、晨曦中，他们一根根地砍着碗口粗的竹子，“邦邦”的声音，在山坳里回响，随着飘荡的雾气弥漫到山外。王福一把一把地抹着汗水，看横七竖八的绿竹，如同看到字典上一个个字。他不再叹息，拥有竹子就拥有字典“老师”。竹子与字典，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在作家笔下巧妙地连到一起，隐喻着王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王福因先写作文后运竹子，在打赌中输了。倔强的王福，不肯接受老师的馈赠，他说，“我要把字典抄下来。每天抄，5万字，1天抄100，500天”。王福执着地抄着字典，每日放了学，便在老杆儿屋里抄字典。队里罕见地放电影，他不去看，在抄；让他吃饭，他不抬头，仍旧抄。在他心中，字典比一顿饭要管饿，是他长久的精神养分；字典比一场电影更有魅力，开启的是一方缤纷的天地。王福当时或许不知愚公的故事，但他迸发着愚公般坚韧的力量，因他背负着两代人对文化的膜拜。他在《我的父亲》中写道，“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一个坚定执着渴求知识、有高贵尊严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有作家评价阿城的作品：“他笔下人物共有的特点，即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恬淡超脱对应人物的表层性格，沉迷执着正是人物内心的性格。”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赵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