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历史上多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丰厚的底蕴。大同在这部融合史里，屡屡扮演着重要角色，堪称是一座融合之城。大同地处农牧交错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和融合的最前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在大同碰撞、交流，使大同城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 

　　如今漫步在大同，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赵武灵王墓、白登之战遗址、得胜堡马市等历史遗存，见证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程，保存了融合的印记，融合之城，名不虚传。 

　　中国古代史上，曾有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匈奴、东胡、戎、越等族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战争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一融合兼并过程，为后来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大同为赵国与娄烦等戎狄的冲突前线，赵武灵王进行了“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的开端。大同的灵丘县因赵武灵王而得名，位于灵丘县武灵镇城道坡村内的赵武灵王墓，1965年就被山西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之际，大同是匈奴、乌桓族等民族盘踞之地，灵丘县故城、白登之战遗址、小坊城遗址、古城堡墓群等诸多遗迹，见证了这一时期大同地区的民族碰撞和交流融合。 

　　民族融合的第二次高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国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加强，吴国境内的山越和汉族共同开发了江南，西晋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与汉族联系日益密切。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这次大融合高潮的顶点在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大同开启了平城时代，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大力推动了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构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拓跋崛起、定都平城、太和改制等无疑是公元5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为随后而来的大唐盛世奏响了辉煌的序曲。北魏遗存如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等，都体现了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特色。 

　　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加速了拓跋鲜卑农业化和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鲜卑贵族向汉式封建主的转化，进而最有力地从经济基础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鲜汉民族融合；在政治上，颁俸禄制、改革官制、班定姓族、任用汉官，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在风俗文化上，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通汉婚等，对鲜卑贵族和其他鲜卑人进行汉化改造，削弱了鲜汉民族界限，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和鲜汉民族融合。北魏鲜卑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大同。在平城西郊设天坛，祭祀时以西为尊位，朝西而拜；宫城早期的布局也是皇帝居西宫，这些均是鲜卑民族以西为尊的传统习俗。而通过考古发现的若干北魏时期墓葬，其壁画内容取材多来源于东北、河西地区的鲜卑民族传统，尤以狩猎图最为典型。北魏王朝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中国的民族融合达到了高潮，同时也巩固了封建统治，为之后隋唐在更大疆域的统一和各族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突厥民族与汉族在大同一带长期作战，但同时也伴随有和亲通婚等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受突厥风俗影响，发现于大同的唐代墓葬，出现了模仿毡帐的圆形墓，出土的枭首壶等器具也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此外，曲回寺石像冢、界庄遗址、古磁窑窑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