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契丹文化专题博物馆里曾经看到四幅巨大辽代陵墓壁画，内容反映的是当时的四时捺钵。画面形象生动，有动物、植物，还有活动场景，创作风格显然受到了当时的汉族绘画艺术影响。这样的作品不仅是难得的艺术佳作，也是珍贵的文物史料。

　　说到契丹，这个民族虽然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式而存在，但是其创造的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五京的建筑艺术至今让人着迷，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县）、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城池、古塔、庙宇、陵寝等建筑艺术辉煌震撼。其中陵寝出土的绘画艺术以直观的方式让今人看到了大约10个世纪前的契丹人生活方式，感受到他们的审美趣味，同时让古老的史籍记载不再抽象。

　　契丹族源于森林活跃于草原，他们和大自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时间上，一年四季他们在疆域内游走捺钵；空间上，东西南北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驻足。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与生活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形成了别样的艺术遗存。

　　有人说，如果要问哪个朝代的帝王最忙的话，那估计应该是辽代。因为辽代的帝王一生基本上是一直在捺钵之中。捺钵，是契丹语音译，最初指狩猎、围猎，后来含义演变指行帐、营盘，相当于中原帝王的行在、行宫。不过与行宫不同的是，辽国的帝王不是朝政处理累了之后去捺钵，而是一年四季不是在捺钵就是在去捺钵的路上。《辽史·营卫志》就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代之后的金、元、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最强盛时，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这样一个政权虽然仿效唐、宋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城郭，但没有形成一个联系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境内分布着诸多部族，向北统辖着蒙古高原上的敌烈、室韦、鞑靼、奚等各部，至辽太宗时期“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这样广阔的疆域内四时捺钵，处理政治、军事、外交等等事务，不仅仅像汉人典籍中所说“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样的简单记载，而是一个成系统的政权存在方式。

　　近些年，伴随着辽代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一批契丹皇室与贵族壁画墓葬被发现与发掘，让今人对契丹族和辽国有了更深的认识。其中，在契丹腹地上京地区考古出土的《四季山水图》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辽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一面。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中，分布着被统称为庆陵的契丹皇陵。在埋藏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的东陵墓道之中，发掘出一系列以人物和山水为题材的大型壁画，面积达到120平方米。壁画作者在墓壁与门墙上涂抹上膏灰，再以彩色染料绘制作品。其中以中室四壁上所绘的四幅山水图最具特色，被史学界认为是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四季景观。

　　《四季山水图》的《春捺钵》绘于东陵中室东南壁，画面主要表现的是契丹人生活的北方草地山林春季景色。画面中春意盎然，树木茂盛，杏花盛开，蒲公英绽放，溪水潺潺，天鹅、鸳鸯、野鸭等水禽嬉戏，天空中行行大雁向北飞来。《夏捺钵》绘于中室西南壁，画中天空白云朵朵，溪水边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山丘上三株牡丹花生机勃勃，山野间还有芍药、山菊、百合花等盛开。群鹿和野猪活跃在田野上，有的觅食，有的伫立，有的哺乳。整幅壁画以牡丹和群鹿为主，表现出北国夏季山花烂漫的美丽景象。《秋捺钵》绘于中室西北壁，山野间的树木有翠绿、暗绿、橙红、紫红、杏黄、枯黄等各种色彩。落叶松已凋落，大雁南飞，成行成对。山间野猪行走，群鹿追逐。整幅作品展现了契丹故地秋季的迷人景致。《冬捺钵》绘于中室东北壁，画中溪水结冰，树木大部分已经落叶，草木枯黄，只有苍松依旧绿色，野猪伏藏，群鹿或觅食或伫立。

　　看过这四幅作品，北国四季风光跃然，四时捺钵也顿显生动形象。四幅作品也说明，四时捺钵作为契丹皇室的治国理政方式和贵族传统游牧习俗，在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与四时捺钵绘画相呼应的是，辽代的织绣品图案中有春水秋山纹，反映的就是契丹族四季中的两项活动，即春日水边“纵鹰鹘捕鹅雁”，秋季入林围猎野兽。春水秋山纹同样艺术地向今人呈现了远去的历史景观，和《四季山水图》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