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浩大的皇家工程，不仅体现了北魏皇室的国家意志，也有着浓郁的国际范。这样顶流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文成帝与昙曜结成的国际友谊休戚相关。

　　文本记录历史是汉民族的长项，游牧民族在文案宣传上远远逊色于汉民族。汉民族的官宣资料汗牛充栋，即使有焚书坑儒、文字狱，留下来的官宣文件依然多得读不完。游牧民族晃悠到汉民族的历史中也会被书写，比如北魏、辽、金、元、清史。这里不讨论正史和野史的历史观，就文字宣传来说，哪个民族也比不上汉民族，以汉族为一哥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因为汉族大哥的文本引领，成为世界上文本记录历史最优秀的典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长期融合同化的民族群。汉民族的大哥大地位被不断强化，即使在南宋只有那一小块江南地盘，依然有一种骨子里自我标榜的优越感。汉民族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华民族的正统，这种观念被一直灌输，文字和语言，宗教和哲学都在强化这种汉民族的正统思想。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拓跋魏，在骨子里一方面觊觎汉文化，不断地输送太子王子来中原的魏、晋学习，一方面又想彰显出自己的个性来。所以才会有儒、佛、道在北魏政权里的粉墨登场。

　　儒教、道教、佛教对于拓跋鲜卑民族来说都是外来文化，通过武力征服了大半个中国的拓跋政权急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点，来统领这多民族混杂的子民。

　　太武灭佛是道教对北魏早期佛教的一次摧毁，却也没有使得道教天长地久。晚年精神失常的太武帝恐怕也拿不准，对儒、佛、道都充满了憧憬与疑惑，这种憧憬和疑惑在他死后依然存在。拓跋晃没整明白就挂了。让文成帝来管理这鱼龙混杂的大片江山，维稳成了主要任务。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何况在别人的土地上管理一群不同民族、也没有共同信仰的子民，何其难也！广纳贤才、博采众长成为上上策。

　　于是黄河、长江流域没落的汉族、贵族知识分子，云游四海或挑地方隐居的道家神仙方士，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的印度佛教传教士都献计献策，力图主宰北魏的意识形态。大哥大地位不容侵犯的汉族知识分子从崩盘的中原来，但好像没有多少发言权。

　　道家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实体，以“天”的名义来争取话语权，怎一个“玄”字了得，南朝玄学兴起与朝代更迭并存，拓跋统治者也觉得不靠谱。思来想去，痛定思痛，还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对于维稳来说，佛教善莫大焉。于是，文成称帝后，迅速招募高僧大德，来维稳并统一意识形态。

　　昙曜的成功离不开他的老师及上任师贤的智慧开启，师贤，“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返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魏书·释老志》），师贤就是能屈能伸的通透人，乱世求生，登峰造极，何其能也。

　　“何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比他的上任和老师师贤更甚一筹，把“令如帝身”上升到“皇帝即当今如来”。然后就有了“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壮举。可想昙曜在北魏拓跋游牧民族统治层中的地位了。

　　我们无法还原文成帝与昙曜的谈话，只能通过魏书里几百个字来臆测这位从罽宾远道而来、游法西凉、避居中山的高僧，把文成帝说得心悦诚服，举全国人力、物力任其裁用。这是林居文明和游牧文明两个民族文化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上合作共荣的结晶，也是久经乱世所有民众渴望和平安宁的时代心声，因此才会有昙曜的崛起与五窟的诞生。

　　昙曜五窟是北魏拓跋氏神格化的帝王图谱，也是昙曜与文成帝国际友谊的美好结晶。伫立在武周山下的露天大佛下，昙曜依稀，拓跋帝王依稀……

　　□  杨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