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抖音里，我有时候会刷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经灰白的头发，经历岁月但是干净的脸，瘦长但是有力的手指，或者拉出大提琴的颤音低沉悠长，或者弹奏钢琴连绵起伏。曲子里，是技术以外的沉稳和安静。

　　可从前，这家伙是个烫了长长爆炸头的摇滚青年。

　　那时候的摇滚青年们，真多啊。

　　在圆明园边儿上村子里蛰伏的光头青年，操起吉他上了台摇把儿的拖曳音一出来，立马变身成特立独行的音乐战士；在“三五二八”无人的车间深处脱了油腻工作服洗了手轻抚键盘的腼腆小伙儿，鼓点儿一起就狂野成舞台精灵。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曾经很多。

　　岁月里，青丝叹成白发，音乐，从理想退守成生存技能，摇滚，成为隐秘而不可言说的往事。世间遗忘了的过往，依旧是风尘刻画的样子，每个摇滚青年远去的步伐，都是有关青春和摇滚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摇滚的时代，仿佛仍停留在从前。那个时候的《红旗下的蛋》依旧表现出崔健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状态的思考，依旧在走他的近乎执拗、坚韧的创作风格；那个时候的《烽火扬州路》不仅是吴彤的巅峰，也是“轮回”的高潮，琵琶的金铁交鸣开民族摇滚先河；那个时候的《梦回唐朝》让“重金属”脍炙校园，“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的意境已经绝不是如今几次解散、几次重组的“唐朝”能再拾得起的灵芝草；那个时候的《无地自容》是“黑豹”的标志，也是“愤青”和“文青”的标签，“别来纠缠我\你别让我难过”是同一盘专辑的同语境唱作，不羁于世，已成绝响。

　　那时候的“眼镜蛇”，那时候的“青铜器”，那时候的“指南针”“超载”“呼吸”，以及张楚、何勇、窦唯、常宽甚至丁武、张炬、王勇们，都不是偶像，而是神一样的丰碑。

　　尽管丰碑们后来一一自我倒掉，但在当时，一个摇滚拼盘的专辑，用《中国火》这样的名字宣言了音乐现象，甚至通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嗨动全场，证明了的确是创造出了摇滚盛世。

　　1993年一直到1995年，顾城、黄家驹和洛桑先后意外离世，写诗的唱歌的和玩小品的前舞蹈演员带来了一次次的巨大心灵冲击。《英子》这样晦暗和需要揣度的小说照样可以摆在报摊上被蜂拥抢购，校园里的诗社专门会有追思研讨，经常有学妹泪洒会场；beyond的粤语歌在北方的传唱远胜于当时的张学友和刘德华，按现在的说法，撩妹要唱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或者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兄弟聚会席间击节同唱的一定是《海阔天空》《大地》《长城》。那时我们以为失去了很多，没想到，还会失去张炬。

　　张炬的离世和黄家驹一样，带来的后果就是两地摇滚乐的直接凋落。尽管这期间不断有摇滚音乐人此起或彼伏，但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老崔已端坐于导师席；吴彤在主旋律晚会上笙箫呜咽；常宽从电视剧客串到相声助演不亦乐乎；二手玫瑰的梁龙和已经从零点撤退的周晓鸥活跃在竞演舞台的综艺秀；郑钧是一副慈祥能开得起玩笑由着大张伟吐槽的打坐宗师；清瘦的丁武、安静了的栾树和长发盘起的高旗，已经很少出现在镜头里。

　　张炬和他的哈雷摩托已经相忘于江湖。

　　摇滚青年恃才放旷的年代里，正是甲A元年，“死磕”是和摇滚精神同样具有不妥协的足球精神。“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喇嘛”于谦儿在说相声之余作为摇滚中老年代表时不时吼两嗓子的年代里，中超都快歇菜了。养生，是一群盘串儿拿保温杯泡枸杞大爷们的共同选择，起根儿就是黑豹的鼓手赵明义。

　　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但是音乐一定有年代。很多人都老了，也不仅限于摇滚音乐人，他们也都渐渐隐退半隐退地远离了歌坛，比如童安格，比如张镐哲，比如王杰，比如姜育恒，比如周治平，比如钮大可。当下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有可能听过他们的歌，那些能感染一代又一代人的歌，即是经典。经典的歌，当然是创作它的人最能把握其中的真味，演绎起来也总能恰如其分，就像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将进酒》一样，共鸣的时刻里，不论何时何代，只要有一个怀着同样情怀的声音大声诵起，一样有如同初作出世一般的电闪雷鸣。

　　在三才那间昏暗的工作室里，摇曳的火苗、单麦芽的日威、冻了72小时的方冰就是为了配合从唱机里劈头而下的那一曲爆裂金属；在文博苑小华的简单居所里，和几个中年音乐人一起整理的歌单曲谱中加载了曾经的摇滚血液。谁没有青春年少过，谁没有振臂高歌过，只是人到中年，曾经的音乐感动与梦想，渐渐都变成了江湖黑话。涂惠源和陈升，老五和杨乐，钮大可和友善的狗，五道口，打口带，轮指，点弦，指弹，既证明仍在执拗坚持和追求，也接受生活对梦想的嘲讽。

　　其实，这很不摇滚，因为摇滚的精神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所有不美好的反抗”；不过，这很有入世观，“体验当下”，“保留自己”。“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纵使饮冰，热血未凉。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酒，哪有什么不同，回忆一样朦胧。

　　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突然的自我，就很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