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沁多城的路上，我一直想象，那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草原是高原的草原，离天空很近，离人间很远；离雪山很近，离大海很远；当然会有鱼、鸟、花、草，还有零零散散的牲口；牦牛和藏獒是少不了的，而只要看见了牦牛和藏獒，很快就能看见人了。

　　在踏上高原阅读之旅后，我一边浏览手中的文字，一边张望远方的风景。

　　读书不到两页，“一间房”就出现了，并迅速唤起我的阅读兴趣。它是《雪山大地》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意象——“孤零零地伫立在沁多草原上，远看就像牧人戴旧了的黄氆氇羔皮帽”。

　　作品说，最早的时候它是部落头人用来迎送客人的驿站，新政权成立后，它也是进步头人、后来的公社主任角巴的办公室，“牧人过的是马背上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公社没有固定办公的地方，主任在哪里公社就在哪里。”

　　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的想象向周边辐射。我觉得作者在开篇就写了这么“一间房”，不仅仅因为“父亲”同角巴第一次会面是在这里；也不仅仅因为就在这里，角巴发现了“父亲”吃糌粑吃了好几年、并且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于是非常亲切地赐予了“父亲”一个藏族名字：强巴。站在作家的立场分析，也许是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之初，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建筑；也许仅仅是因为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偶然性选择。但是这个偶然性选择引发了无限的必然，或许作者对此并没有清楚的意识，或许只是一个朦胧的念头，甚至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雪山大地》首先垒砌了“一间房”，是有意识的选择，至少也是“无意中的有意识”，即便不是作者的刻意选择，也是作品的绝对意志。

　　当作品里的“父亲”和角巴第一次会面，并肩站在“一间房”外，抑或在作者的心里，作品的远景已经在视线的尽头、在辽阔草原的深处向他招手了。那是一道在作者心路历程上、在作品人物托举哈达的双手上时隐时现的彩虹。从此，作者手中的笔跟着这两个改变沁多草原命运的人物，筚路蓝缕，从容不迫，直到写成了草原上的一首千里长诗。

　　“父亲”这个人物，是《雪山大地》提纲挈领级的人物。作为最早进入藏区的汉族干部，他的使命就是建设藏区，让藏民过上好日子。后来他选择担任学校校长，而那个学校只是个影子学校。“父亲”考察一些日子后，把校址选在了“一间房”。县委书记问他：“为什么那么远？”“父亲”说：“不远，这里是沁多县的地理中心，而且它坐落在沁多公社……”

　　何谓远近？立场不同则感受不同。我们这些局外人，对那个地方不了解，不熟悉。在我们看似遥远的地方，在“父亲”抑或在作者的心里，那是沁多草原的中心。为什么说是中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情感意义上的。

　　“父亲”能够顺利融入藏民的生活，首先得益于角巴。这个坚决拥护新政府的藏族汉子，在沁多草原上是神一般的存在。角巴同“父亲”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在多次磨难之后，他成了“父亲”的参谋长、助手和最得力的突击队长。“父亲”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几乎都有角巴援手相助，甚至出生入死。作品压根儿没有提到民族团结问题，但通过“父亲”一家同角巴一家的关系，使之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而这一切，都是从“一间房”开始的。

　　“一间房”不仅是过去岁月的车马驿站，也是草原走向未来的驿站。就是在这里，以五根柱子的帐房为起点，沁多草原有了第一所学校。孩子们穿上了袜子、用上了卫生纸、会把对父母的思念写在纸上、能把雪山大地画在羊皮上……草原在琅琅书声中发生了变化，然后是第一个医疗所、第一座医院、第一个商店、第一个歌舞团、第一个酒吧一条街……直到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州委书记的“父亲”和他同时代的建设者们，为了制止沙化、挽救草原，制定了10年搬迁计划，进而提出把州府搬迁到沁多城，并得以实现。最终，沁多草原入选中国最美草原、沁多城被评为“高原最佳景观城市”。

　　小说看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一间房”的意义。那是一个宏大计划的起点，是作品、也是现实生活中实现理想的出发点。从“一间房”到一座城，这条长达70余年的巨变之路，是多民族团结奋进走出来的、建起来的。《雪山大地》是作者用他的热爱、用他对于雪山大地的真诚感恩和纯洁的文字，描绘在沁多草原上空的文学彩虹。

　　资料显示，《雪山大地》作者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在高原、草原上有40多年工作和生活经历。从他的诸多作品可以看出，他深爱那片土地，也熟悉那片土地。在他的笔下，高原是那么美，一条小溪、一座山岗、一朵花开、一声犬吠，都洋溢着诗意，就连“冻成块的牛粪”，也“像一朵朵怒放的黑牡丹”。多少年的高原行走，使他成了雪山下面一棵会移动的树，脱掉鞋子就能从泥土里汲取养分。因此在他的笔下，任何人物、事物、景物，都带着高原的色彩、草原的温度和雪山的韵律。

　　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雪山大地》展现的草原变迁历史中，涉及那么多人物，隐含着那么多矛盾冲突，却几乎看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这其中包括在困难时期“偷羊”的“盗贼”，角巴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开脱了：“饥荒的时候，雪山大地怪罪的不是偷窃的人，是把着食物不肯舍散的人。”还有那个曾经是官僚主义代表人物的老州长才让。当初出现“牛尸林”事件，他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嫁祸他人，导致角巴蒙冤、“父亲”被贬，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为州委书记的才让，悄无声息地向组织推荐“父亲”接任州委书记，并支持“父亲”为了挽救草原的“十年搬迁计划”，甚至甘愿在“父亲”的领导下当一个自然管理局局长，为“十年搬迁计划”发挥余热。这是作者的胸怀，也是雪山大地的胸怀。　　　　　　　　　　  据《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