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节期间，古都大同城乡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部分户外演出的服饰洋溢着古意，有的据说源自北魏时期，有的据称源于辽代。对大众而言，基本上不会去考证这些服饰是否符合历史、是否有考古实证，只要看着好看就行、能够带来心理愉悦就行。这就是大众的服饰艺术审美标准。

　　服装是人类物质文明中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服装不仅是具有保健和装饰作用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对于人类的外观表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服装能够传达包括社会等级、族群分界、身份职业、道德宗教等在内的多种信息。尤其是前两者的功用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尤为突出，至今在大众的印象中深刻。也正因此，今天的历史题材影视、传统戏剧以及春节街头传统文化活动中，服饰设计与选择不仅会考虑艺术性也会考虑识别性，甚至会予以突出表现并形成视觉冲击力。

　　服装对于身份识别的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划分，即区分社会等级。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严明，视作等级和身份象征的服装历来受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重视。这从历朝的“舆服志”就可以看出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都有其应着的服饰。例如，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另一种是横向作用，服装可作为区分族属的工具。例如，衣衽方向被作为胡汉差异的标志。《后汉书·滇良》载，“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颜师古认为，“右衽，从中国化也。”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原为东胡族的一支，生活在今天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其族名最早见于《魏书》。唐末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916年建国，自称皇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又创国号“辽”。因此，中国历史学者都以“辽代”来指称契丹从建国至灭亡的统治时期。契丹国最终于1125年被金所灭，其残部余众中的一支由耶律大石率领西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

　　辽政权建有五京五道，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服饰艺术财富，尤其在五京的考古成果让今人看到了斑斓的契丹服饰艺术。行走五京故地，在综合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里有机会看到那些让人惊叹的辽代服饰艺术遗存——不仅是视觉上的审美，亦是民族融合的实证。

　　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讲话精神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衣冠服饰不仅有蔽体御寒、美化装饰之用，更有艺术和文化层面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服饰文化贯穿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像魏晋南北朝、辽金时期的服饰经历了文化融合，汉族的衣冠礼仪制度持续影响着北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合理成分也被汉族服饰逐渐吸收。这些璀璨绚丽的服饰艺术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蓬勃创造力，也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了迷人亮色。

　　走进博物馆、看过服饰遗存，更坚信辽代服饰艺术的价值。辽政权为实现有效治理长城以北草原地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政治理想，实行了因俗而治的国策，即正史中记载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这一政策在服饰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在国俗上尊重契丹民族的服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没有强制推行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契丹化，而是尊重文化间的自由交往和该地区深厚的晚唐、五代汉服文化传统。如是，辽代服饰成为了各个区域服饰的集合体，形成承上启下、兼容并蓄、绚丽多彩的风格。如是，今人在博物馆会看到让人惊叹的“时尚”服饰，恍然间穿越到了千年前的T台。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契丹人最初喜欢穿方便骑马与劳作的及膝短袍，后来发展出到达腿肚的长袍，并且逐渐替代短袍成为辽代晚期的主流服饰。博物馆的长袍展示看上去就像现在的后开叉军大衣，至今看上去很有开创性也很时尚。早期的契丹人还流行穿瘦腿裤，裤脚内收，后来才逐渐加宽发展出筒裤。另外，早期的契丹人穿鞋而不是穿靴子，进入辽代中期大家才喜欢穿络缝靴，长袍和络缝靴开始成为契丹服饰的“流行款”。

　　2024年春节的日历翻过去了，民俗文化活动中身着的历史服饰逐渐成了记忆。相信未来在更多场景中会出现民族历史服饰，而且会符合历史真实，在真实中体现服饰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