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乐府作品《木兰辞》中有这样的诗句，“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简短的诗句，可以看出北魏时代的军户家庭还是不缺乏猪和羊的，有亲人从战场凯旋或者宾朋到来，要杀猪宰羊大快朵颐庆祝一番。

　　北魏是拓跋鲜卑在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七月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在大同建都97年之久，史称“北魏平城时代”。这一时期，大同及周边地区冠盖云集，人口繁兹。后世在城乡建设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北魏平城时代的墓葬，其中与时人饮食有关的文物、壁画就有不少，从庖厨炊作到杀羊汲水等，用图像生动地反映了公元5世纪大同地区的饮食文化。

　　考古证明，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开始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出现，虽然不断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但是二者的饮食文化迥异，游牧民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农耕民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当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的地域和文化圈后，也会改变自己的生业模式、文化习俗。当然，游牧民族在汉化的进程中会一定程度上保存原来的饮食习惯。公元5世纪，大同地区北魏先民的食物结构尽管受到农耕文化的强烈影响，但畜牧文明特点依然明显。

　　拓跋鲜卑旧俗多食肉、酪。尤其是建立政权以前，长期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肉食是基本食品。立国之后，政府意识到定居及农耕对于稳定政权、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历代皇帝都大力推行汉化，发展农业，但食肉饮酪、穿皮着毳的习俗仍在延续。

　　《北史》形容北魏大臣郑羲吝啬，“人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脔肉，而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习俗以羊酒为礼、脔肉为酬，说明肉食在北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研究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时，农牧经济基本还处于平行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此时畜牧经济依然在社会生活占有一定优势。

　　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庖厨器具模型展品和北魏墓葬壁画庖厨场景图，生动地反映了公元5世纪的生活。北魏砖室墓中出土造型小巧的庖厨器具模型，包括用于贮存粮食的陶仓、汲水的陶井（有的搭配汲水小陶桶）、舂米的陶碓、磨面的陶磨以及烧火的陶灶，少数墓葬中还出土了脱粒所用的陶簸箕模型。从这些器物组合中则可以看出，农耕文化饮食在不断进入拓跋鲜卑人的生活中，民族融合在不断推进。

　　大同市平城区沙岭的一处北魏墓葬中，墓室残留的漆皮画描绘了生活中的厨房、小院、后屋。厨房内以黑线勾绘灶台，灶上有一甑，一人向炉膛内添柴，一人站在灶旁看向甑内，甑内应该正在蒸制食物。院子中间的草地上放着一个双耳折腹大釜，釜内盛满红色液体，可能是羹汤；画面左侧一人跪坐于小案前可能在案上揉面或放置食物，还有一人高举大斧砍柴。画面上还有一口水井，井架上有辘轳，有一人正拉动绳索汲水。

　　这处墓葬墓室壁画还有郊游宴饮图，画面上有车辆、毡帐以及庖厨备宴场景。庖厨图壁画里，有两人正在杀羊，羊头长着盘角，身躯硕大，一个人右膝压住羊的右前腿，右手提起羊的左前腿；另一个人左手按住羊的左后腿，双腿压住羊的右后腿，右手将一把刀插入羊腹，下有一盆盛接羊血。这幅“宰羊图”上描绘的或许是在为烹制貊炙而做准备。“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貊炙就是烤全羊或烤全牛，“胡人团团围坐，各自用刀，随意边烤边吃”。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或许是要割取羊肉制作肉串，因为壁画上也有串好待烤的肉串。

　　历史的镜像生动地说明，公元5世纪大同地区食肉饮酪之风依然盛行，不过农耕文明的居住、烹饪方式已经进入拓跋鲜卑人的生活。与此同时，游牧民族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也影响着汉族人的生活，牛羊肉逐步成为多个民族都喜欢的食材，而且食用方式也多有相同。

　　随着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推进，尤其是均田制、三长制与新租调制的实施，农耕经济成为北魏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拓跋鲜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谷、米逐渐成为主要食粮。到了北魏末年，农业官员贾思勰写出专著《齐民要术》。书里搜集了许多北朝的食谱，有些甚至流传至今，例如烤乳猪、羊肉香肠、胡饼、腌菜等。结合《木兰辞》中突出“磨刀霍霍向猪羊”，而没有点到谷、米等，或可说明当时的民族迁徙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肉类食品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的饮食结构趋向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