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遵义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见证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更因“遵义会议”而成为红色革命圣地，积累了丰富的书籍、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这些大多散存于全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2018年《遵义丛书》（全210册）和《遵义丛书提要图录》（全2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随后编纂团队即启动了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编纂，继续出版《遵义丛书续编》。

　　《遵义丛书续编》历经4年的编纂整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古籍卷”（全36册）、“民国图书卷”（全45册）、“民国报刊卷”（全20册），另出版《明清实录遵义资料辑录》（全1册），此外还将陆续出版《红军长征遵义资料辑录》（全1册）和《续编提要图录》（全2册）。

　　1911年至1949年，历史上的遵义从文献中走来，在文字的描摹下变得清晰。

　　“1911年至1949年的遵义，不是偏处西南一隅的‘世外桃源’，是全国的缩影。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遵义没有缺位。”教了一辈子书，晚年浸淫在《遵义丛书》整理中的曾祥铣如是说。

　　虽地处西南万千大山中，但中国现代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遵义都在其中留下身影。

　　1911年，武昌起义革命军队伍中的刘端裳、刘端辅兄弟，是遵义仁怀人。辛亥革命爆发几天后，消息就传到了遵义，最后一任知府表态支持革命，遵义城易帜，遵义革命党人结束了大清在遵义的统治，大汉军政府遵义分府宣告成立。胡树声《播事纪略》“辛亥九月十九日遵义光复”条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吾遵闻省垣于九月十四光复，地方议会会长刘应煃即于十九日开特别会议，集合两城学绅商各界开会议决，当即剪发以示决心，更议会曰军政分府，设文牍、庶务、交际各科、分任诸事。”（《民国图书卷》36册97页）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遵义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迅即在报刊上爆发：《贵州自治月刊》第4—7期合刊《反日专号》发表了《遵义县各界通电》《赤水县各界通电》《桐梓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办事处通电》，表明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遵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地位闻名遐迩。遵义城，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最大的县城，红军在遵义地域转战长达3个多月。著名的遵义会议、苟坝会议，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例，都发生在遵义。遵义因而被称为红军长征的转折之城。《遵义丛书续编》为此专设《红军长征遵义资料辑录》。

　　“一月十八、九两日，川南形势非常紧张，人心的不足，于此可见。一月二十六日，红军放弃娄山关，西渡赤水河，那时川军已集中兵力于河西，故红军于二月十九日又东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那时犹王两部又损失不少。三月十七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但十九日复东渡，他们在乌江北面休息了一月余。三月卅一日他们又南渡乌江，长驱而进，将贵阳包围。”（《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这段简洁的文字，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先后有6期在遵义编发。《红军占领桐梓城》《遵义全县群众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苟坝抗捐会成立经过》《红军在茅台击落敌机一架》等20多篇中央红军转战遵义地域的相关报道刊发其上。

　　《人生与服务》月刊1944年1月1日第一期《编后》中提到：“述彭先生的《漫谈遵义》，是介绍本刊的出版所在地的一篇活泼的文字。遵义在抗战中繁荣起来，而尚希望各地读者，付与更多的认识。”

　　《漫谈遵义》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然而在遵义两城逛游过几次的陌生人，最能够深入脑际的一个印象，不是新城的繁华，也不是老城的幽雅，而是那些三三两两夹着书本在街上直冲的人物，这些人物之所以引人注意，固然因为在数量上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尤其因为在外表上表现许多不同的风度，有服装整齐的青年和军官，有无所不穿的小姐和教授，有各色领结的童子军，也有满面墨污的小朋友……从这一个可贵的镜头，我们虽然没有读到遵义大学、中学、小学和军事学校的统计数字，也不难想象当地教育素质和数量的惊人发展。

　　在文字中，80年前的遵义街市就这样活灵活现地来到我们面前，生机勃勃，且很具现代城市气息。

　　全面抗战后，距重庆600多里的遵义担负起拱卫重庆的作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遵义，对抗战的贡献又是什么？

　　遵义敞开抗战大后方的怀抱。抗战期间，遵义接纳了100多个内迁机构、院校，知名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武汉测候所、陆军大学、陆军步兵专科学校、中华民国海军学校、41兵工厂、42兵工厂等。后方的吃穿用，前线的给养，社会的消费需求急剧扩大。面粉厂、兵工厂、发电厂……陆续建起来了。汽油紧缺，遵义的酒厂即用酒提炼酒精，保证重要运转。而最重要的是，遵义让浙大在战火中获得了7年宝贵的办学时光，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这一切，在《遵义丛书续编》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遵义人民在以粮食、武器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的同时，还捐款献金支援抗战。《新遵义》月刊第五期就刊载有《遵义县动员委员会经收出钱劳军捐款征信录（三）》等，捐物献地之新闻也时见于报刊。

　　抗战期间，15万遵义子弟走上了抗日前线。这一时期，此类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例如《贵州凤冈县长请缨》（《浙江兵役》1939年第3期）等。

　　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形成，也为遵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的遵义，加速了“现代”转型，遵义民族工商业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

　　“热闹的地段要算丁字口和大十字街，足以代表着全县的精华，沿路店铺陈列在两旁，极为整齐壮观，房屋也有改建西式门面的，所以更增不少的色彩。新兴的事业，旅馆饭店像雨后春笋般地触目皆是，而绸缎洋广百货字号亦接踵而起，其他家具店、书店以及服装店等也随着社会的需要正在蓬勃地发展……”（绳武：《遵义》，载《西南公路》1946年第119期）

　　这一时期，遵义的历史天空群星灿烂。气象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王淦昌，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生物学家贝时璋、谈家桢，地理学家陈述彭，冰川学家施雅风，河口海岸学家陈吉余等都在这里工作。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为遵义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

　　翻动书页的声音扣人心扉，读者在这里触摸到“现代”的遵义。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