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也正是在“澶渊之盟”之后，幽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地位不断上升。辽重熙七年（1038），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的皇家寺庙华严寺开始在云州建设，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佛教场所。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辽五京制完备。

　　说到北宋，有几个关键词家喻户晓，诸如“陈桥兵变”“澶渊之盟”“靖康之耻”等。“陈桥兵变”意味着一个新的王朝开始，“靖康之耻”宣告了赵宋从中国北方的退缩。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宋政权和辽政权之间的一次合约缔结结束了敌对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两国在边境上的澶州签署的“澶渊之盟”成就了宋辽百余年的和平。

　　对于11世纪初的“澶渊之盟”背景、经历与影响，至今是学界研究课题，也是部分公众议论的话题，尤其是当年宋辽交接区域的人士议论尤多。坊间一些人士认为“澶渊之盟”是北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非和平共赢的盟约。有人甚至撰文妄称，“澶渊之盟”后宋和辽都走了下坡路。

　　中央民族大学学者黄鸣指出，“高梁河一战是确定辽攻宋守格局的一战，而战略意义更大的一战是澶渊之战。这场战争奠定了此后一百余年宋辽双方基本和平的边境格局。”宋史研究者祁新龙认为，“澶渊之盟”合约签订是南北不能吃掉彼此的妥协，是双方高层着眼实际的慎重选择。盟约的签订打破了天下国无二主的传统观念，促进了国家意识的形成，体现了双方对和平共处的渴望。其实，1000多年前的当事人宋真宗在《北征回銮》诗中就有明确抒怀：“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2024年8月出版的独孤慕雨新作《和天下：澶渊之盟与宋辽军政》以严谨的态度，客观、公正、理性地描述了宋辽之战的前因后果，努力还原“澶渊之盟”的历史真相，解答围绕“澶渊之盟”的诸多迷雾，应该说是一部了解宋辽历史的佳作，可以快读亦可慢慢品读。尤其是对于今天生活在曾经的“幽云十六州”之地的居民来说，很多地名、历史人物并不陌生，阅读的过程中或许还能获得带入感。

　　回望历史，《和天下：澶渊之盟与宋辽军政》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幽云情结”。“幽云情结”是宋代统治者的情结，也是此后很多汉族人士的情结，至今依然像无意识一样存在于部分人士的思想深处——仅仅依靠杨家将传奇之类的英雄故事、传说来替代历史事实而做简易判断。《和天下：澶渊之盟与宋辽军政》就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站在中原王朝、宋人的一边来看待幽云十六州问题，而鲜有立足契丹人角度来对待这一问题。故此，对千年前历史的理解不免失之偏颇。”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北宋与契丹维持了表面的和平。宋太祖死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并吞北汉并想乘胜进攻契丹夺回幽州，于是宋辽战争再起。宋辽战争打了25年，双方各有输赢。公元997年赵光义龙游大海，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宋真宗革新科举、轻薄徭役、劝课农桑，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个人也树立了“仁义天子”形象。

　　公元1004年九月丁酉（十六），在获悉契丹将要大举南犯的消息后宋真宗与毕士安、寇准、王继英等重臣商议亲征之事，“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谋，何时可以进发？”朝堂之上对御驾亲征已然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出发时间早晚。最终毕士安和王继英的“缓行”主张占了上风。十一月二十日，真宗车驾从汴京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前线澶州。

　　对于契丹而言，此次南下是萧太后和辽圣宗在精心准备近一年后举全国之力的军事行动。对于宋王朝而言，则是赵家政权的一次高度危机。可以说，公元1004年宋辽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任何抉择都会对国家和百姓产生决定性影响。

　　按照《辽史》记载，十一月壬申（二十二日），辽国大军先锋萧挞凛率部杀到澶州城下中伏弩而亡。宋朝官方记载则是二十四日。“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挞凛），有机通，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竟前典曳至寨，是夜，挞览死。”

　　虽然两国文献记载时间不一，但可以确定，十一月二十二日，萧挞凛率军试探虚实从东北西三面（南面是澶州城）向宋军阵地发起冲锋，宋将李继隆坚壁不出，宋军用床子弩远射。偶然事件发生，萧挞凛额头中箭，当时就坠下马来。回到军营后，萧挞凛伤重不治。“（萧）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

　　当然，宋朝方面并不知道萧挞凛回营后死亡，而且直接影响了萧太后和辽圣宗的军事决策。所以还在路上的宋真宗一行依然行动慎重，直到二十六日才到达澶州。白天，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以壮部队士气，晚上则要回到南城行宫歇宿。与此同时，双方使臣加紧往来，军事对峙与谈判同步进行。

　　更偶然的事件是日食发生。宋真宗心惊肉跳急忙素食避殿，招来司天监官员询问主何吉凶，未能准确推算出日食时间的官员商议好对策后斩钉截铁地回禀“两军主和”。崇拜太阳的契丹人同样七上八下担心上天降灾，辽圣宗立刻命大臣代拜救日、修禳补救。

　　经过3天谈判，癸未（初四），宋辽和议之事得到推进，“今日之事，斗则两败俱伤，合则两利”，双方同意形成共识，关南之地搁置不议，契丹人“但欲岁取金帛”。最终，宋方答应每年给辽方绢20万匹、银10万两。丙戌（初七），宋使李继昌持宋廷誓书与辽使姚柬之前往辽军大营，和议程序完结。戊子（初九），悬着的心落到了肚子里，宋真宗在行宫大宴群臣，还作诗“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甲午（十五日），宋真宗车驾离开澶州南归汴京，此时萧太后和辽圣宗也在回上京的路上了。

　　从此，宋辽关系进入新阶段。

　　后世研究者认为，宋辽双方由于连绵的战争都已经打累了，终于在1004年的冬天签订了“澶渊之盟”。这不仅是北宋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最成功的盟约之一，开启了宋辽上百年的和平。宋人当时就认识到“不言兵而天下福！”北宋政府每年岁币不到国库收入的百分之一，与打仗相比自然是最划算的选择。而契丹也需要借助北宋的岁币和燕云十六州发展国家、巩固中央政府。正因此，此后百余年双方基本上和平相处，各自长足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澶渊模式”是以宋朝保持强大武力为前提，有实力的以战促和。也就是说有话语权才有谈判的可能、才有实现和平的保证。到了公元1141年南宋的“绍兴和议”已非平等谈判，赵构、秦桧等人只是向金求和而不敢打，最终一败涂地。

　　《和天下：澶渊之盟与宋辽军政》在《后记》中说，“‘澶渊之盟’是宋辽势均力敌的产物，极大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与经济繁荣，是值得肯定的。正是有了难得的和平局面，千年前的中国才迎来了蓬勃之发展。”同时指出，“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一味之妥协、弹性外交、金帛换取和平的思维方式需要后人认真反思。”

　　其实“澶渊之盟”对契丹的影响也超越了表面。《汴京之围》一书就指出，“辽国已经与北宋交好了上百年，军事实力已经减弱，更希望维持和平，从形势上来看，是个更好的邻居。”“随着汉文化的侵袭，契丹贵族逐渐南方化，辽国军队变得越来越不会打仗了。”“女真作为新兴民族，性格是不可控的，一旦成为邻居更加危险。”事实也正是这样。

　　在宋辽边境区域，“澶渊之盟”的次年，契丹就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军等地开设榷场，宋廷则于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均设置榷场。双方互派官员监督贸易、征收赋税。从今天的河北到山西一线，迎来了经济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百年繁荣。

　　也正是在“澶渊之盟”之后，幽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地位不断上升。辽重熙七年（1038），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的皇家寺庙华严寺开始在云州建设，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佛教场所。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辽五京制完备。辽兴宗还亲临大同，令其非亲王不得主之，大同建设加快，迎来了北魏帝都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1000年倏忽而过，对于宋辽军政以及“澶渊之盟”的观察不会终结，但是只站在某一个政权的角度或者非理性地评判历史的方法应该终结。这也是阅读《和天下：澶渊之盟与宋辽军政》重回宋辽战与和之外的些许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