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众多大同人深深认识到保护大同古城、传承古都文化的价值，并在有声无声中展开了各种行动。应该说，《大同城墙影像》的出版就是其中的方式与成果之一。作者采用了历史图像与摄影记录的还原方式，也应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让公众跟随作者从实地调查、文献梳理、长时段分析、比较观察等维度去接触大同城墙、了解大同城池、作出客观判断。

　　大同城墙是新建的吗？

　　大同城墙上为什么有雁塔？

　　明大同城墙是大将徐达修筑的吗？

　　明大同城墙修筑时间是洪武五年（1372）吗？

　　面对大同城墙时人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包括新与旧、假与真、突破与传承、利用与保护等等。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脑科医生、摄影家刘晋川采用了图像和历史城市地理的方式，用一本厚重的《大同城墙影像》告诉公众大同城墙及大同古城如何发展演变。

　　打开《大同城墙影像》，在图书的主体部分之前有两张大同城门楼的跨页照片。第一张照片上清晰地呈现出两个横匾“北方锁钥”“金城汤池”，第二张照片上清晰地呈现出三个横匾“危楼望远”“辉武修文”“护国佑民”。大同城墙建筑上的匾额还有很多，但是这5个匾额足以说明大同城池建筑的作用和重要性——从城池本体到古城地位、从城池功用到战略价值。

　　选择这两张照片突出处理也足以显示刘晋川对大同城墙、大同古城的判断。诚如其所言，大同“雄踞中国北方，扼太行，控黄河，屏大漠，为三晋之门户，亦是民族交融大通道，故两千余年前，已有王者筑城于此，拱卫山河，擘画宏图。城于大同，是休戚与共的传承，是灿烂文化的摇篮，是民族交融的舞台，是家国安宁的护佑，它记录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辉煌篇章。”

　　大同地处晋北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带，西北部属于阴山山脉与吕梁山脉的结合部，东南方耸立着太行山的支脉北岳恒山、太白山等山脉；桑干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斜贯全境，使大同地区具有山地、丘陵、平川与盆地相兼的多样性地貌。由于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同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热短暂、干燥少雨。日照丰富和肥厚的黄土地层与适当的河川灌溉可以发展农业，丘陵平川又是适宜放牧的草场，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大同地区兼有北方农耕和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

　　经济地理之外，大同北靠内蒙古高原、南接三晋腹地、西临黄河、东望京畿、内外长城过境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为华北地区危安的军事屏障。《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因为处在便利的交通位置上，大同地区历史上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相互交往融合的孔道，也是反目争夺厮杀的疆场。所以大同自古以来就成为“塞上重镇”。

　　如果以汉高祖七年（前200）开始就有确切的城市纪年开始算起，大同至2024年已有2224年的城市建置历史了。如果以春秋末年算起，建置史就超过了2300年。有学者总结，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大同经历了边城（汉）、北方中心（北魏）、边城（辽金）、中心（元）、边城（明）、区域中心（清代至当代）几个重要时期，至今仍是雄踞山西高原北部、连接晋冀蒙三角地带的中心城市，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

　　对于大同古城的修筑历史，刘晋川在《大同城墙影像》中说，“大同古城的修筑历史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战国时期、北魏时期、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作为大同古城的门脸与象征，大同古城墙整体设计独具匠心、建造技术精湛高超、结构布局严谨科学，兼备府城之气象与镇城之功能，为我国古代城垣建造的集大成之作。”“自战国时期建立城邑至明清，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城市的中心位置、范围及中轴线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

　　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北破林胡、楼烦，设雁门郡。秦统一以后立平城县。东汉末匈奴扰边，平城毁于兵火。公元1世纪末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游牧民族鲜卑各部趁匈奴内乱纷纷南迁，大同及其西北地区成为鲜卑人的落脚点之一。西晋以后，鲜卑拓跋部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建立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在维持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接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修建城池，公元398年将王庭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平城（今大同）。隋唐五代时期，大同为云州治所，辽代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始有城市之名“大同”。此间，也是大同城池不断建设的过程。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筑城高峰期。为了保障京师北京的安全，在大同的北部修建外长城，在大同的南面沿恒山山脉修筑内长城，屯驻重兵，大同成为“九边重镇”极首。大同城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加固、增筑，城垣规整，门楼、角楼、窝铺、城壕、关城、瓮城等防御设施一应完备，成为中国王朝后期军事边防城市的典型代表。

　　清代由于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大同城逐渐成为对蒙古地区贸易的中心，在北门、东门、南门外发展出大片关厢，而且用青砖包筑了墙体。此际的大同城以另一种样式繁华起来，当然其军事价值并没有就此消失。

　　进入20世纪，战火、人为毁坏、“建设性破坏”等叠加，大同城墙及古城内建筑在相当程度上残破不堪。刘晋川在《大同城墙影像》中说，“大同古城墙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城门被拆除，部分墙体被毁坏。”

　　值得庆幸的是，1998年，《关于保护大同古城决议》获得通过，大同城墙保护位列其中；2000年，《大同古城保护条例》实施；2008年，大同启动城墙保护性修复工程，通过《关于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决议》；2016年，大同城墙终于修复合龙。《大同城墙影像》中说，“大同古城墙大规模保护修复和环境整治工程，从2008年5月南城墙试修复工程启动，至2016年11月18日西城墙全面合龙，历时8年。”“此次保护性修复是一项科学的、全社会参与的城市系统工程。古城墙修复完成、护城河及周边环境的全面修缮和整治、古城内5座跨街楼阁的建成，标志着大同古城格局基本恢复。”

　　刘晋川说，“大同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时代赋予城墙新的生命和文化内涵。”众多大同人也深深认识到保护大同古城、传承古都文化的价值，并在有声无声中展开了各种行动。应该说，《大同城墙影像》的编辑出版就是其中的方式与成果之一，作者采用了历史图像与摄影记录的还原方式，也应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让公众跟随作者从实地调查、文献梳理、长时段分析、比较观察等维度去接触大同城墙、了解大同城池、作出客观判断。

　　关于明代大同城建设，很多宣传资料、图书上称，“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在辽金土城的基础上，把大同城的建设作为明代北部边防重心打造，由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桂驻守”。此说的重要来源是明正德版《大同府志·城池》中的相关记载。

　　刘晋川没有简单照搬“洪武五年说”，而是依据最新实地调查、结合文献分析等指出，“洪武四年（1371）二月，刚刚就任的大同都指挥使耿忠‘请以蔚、忻、崞三处民丁与军士协力修浚大同城堑，从之。’这是明代关于修筑大同城的最早记载。”《大同城墙影像》一书中有4张选自张晓东《明大同城砖铭文拓本》的照片，其中一张清晰地显示“洪武四年六月官自造”。大同古城内发现明洪武四年烧制城砖说明，大同城可能至晚在洪武四年就开始修筑了。文献与城砖的印证一个可能的历史事实是，明初大同都指挥使耿忠是明代大同筑城第一人，筑城时间不晚于洪武四年（1371）。

　　至于大将徐达与大同的关系也属密切。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下令调运粮食支持大同，还调派宣武、振武、昆山三卫的士卒驻守大同。洪武四年（1371）“秋七月辛亥，徐达练兵山西”，岁末还京。此间不排除徐达督导大同城池修缮。次年，徐达出塞北征兵败漠北，朱元璋对此有过责备。战后徐达没有立刻回京，而是在长城以南沿线整饬边防，大同即是重点之一，直到十二月才奉召返还。洪武六年（1373）三月，徐达到大同备边，六月、十一月两次迎战北元进犯部队，当年冬季也没有回京，而是留驻大同。这时，大同城池的修筑也逐步完成。因此，说大将徐达修筑大同城墙并无不妥。

　　后人忽略大同都指挥使耿忠的重要原因是，洪武四年（1371）七月大同发生边将叛逆事件，耿忠受影响被贬调离大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受蓝玉案牵连被处死。一方面是对耿忠的忌讳，一方面是徐达的形象更加高大，决定了众多材料、文章中都称明代大同城墙是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修筑的。包括《大同城墙影像》中的收录文章和较早的书评也只提“洪武五年说”，而忽略了刘晋川在文字和图像中的“洪武四年说”。

　　证据确凿，论说符合逻辑，《大同城墙影像》中的“洪武四年说”可以确立。今天的大同在介绍明代大同城墙时完全可以中肯地说，“根据既有证据，洪武四年（1371），明大同都指挥使耿忠展开对大同城墙的修筑；洪武五年、六年，徐达备边北方，完成大同城墙主体修筑。”

　　在城墙本体之外，《大同城墙影像》也关注了城墙上下、内外的相关建筑、街道、人物、活动等，让图书信息量更大、内容更鲜活，体现出古城的不变与变，加强读者对城市历史地理、区域文化、精神特质的进一步认识。诸如让读者理解2008年在明大同府城基础上逐步修复的大同古城，其基础是唐代云州城及辽、金、元三代沿用的云州城，而没有大的改变；城墙开四门，城内设十字街，每个象位再设十字街，城市形态保留了里坊制的结构。至于南城墙上的瞭望台雁塔，始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为八角七级佛塔形制，在中国城墙建设史上绝无仅有。如此修建概因军事之需，亦因财力考虑。雁塔建于城墙之上且接近城南居民区，节省了地面上建高塔的经费，实现了登高瞭望观察敌情之需，还有利于民众文化教化，无疑是一举多得的创举。

　　今天的大同城墙不仅是大同古城的门脸和象征，还成为了重要的旅游景区、独特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一代代筑城人的付出与成就持续泽被后人。诚如刘晋川在《大同城墙影像》中所言，“岁月流转，湮没风物。如今，保存完好的中国古代府级城池已不多见，大同古城与大同城墙尤显珍贵。2008年，大同城墙全面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成为大同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

　　10余年付出，潜心拍摄、研究，刘晋川不需要人们为其贴上高大上的标签，不过我们从这部《大同城墙影像》足以看出刘晋川及深爱这座城市的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我想，正是众多大同人汹涌着这样的自信，古都大同才能在城市更新中不断开创新景象、迎接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