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个城市在讲述、流传着王昭君的故事。她的家乡湖北秭归与和亲终点内蒙古呼和浩特自然不必说,在这两个城市中间还有若干城市认为昭君出塞经过其地并诞生了一批传奇故事,例如大同的琵琶老店传说、朔州的青冢村传说、忻州的雁门关过境传说等。
在中国传统文学、戏曲等叙事中,王昭君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貌上,更在于精神品质和传奇经历。例如,王昭君五官精致,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被誉为“落雁”之美。她不仅外貌出众,而且具备非凡的才华和智慧,擅长琴棋书画、歌舞表演,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还主动提出远嫁匈奴以维护国家和平等等。
很显然,这都是后世全能视角的人物再塑造。持续的再加工使一个历史人物不断艺术化,最终“层累”出一个广泛传颂的王昭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符号。
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从历史文献来看,王昭君属于普通宫女,是西汉朝廷在公元前33年赐给匈奴单于的和亲礼物,其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关于王昭君身世及出塞和亲的记述仅一百余字,远比记述武帝时期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的文字要简略含糊。
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史书之外艺术创作的贡献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王昭君先后成为呼韩邪单于父子的宁胡阏氏,此间匈奴一直臣服于大汉。这其中,王昭君的远嫁匈奴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年,汉元帝为纪念汉匈合亲改年号为“竟宁”。“竟宁”既是“境宁”,昭示呼韩邪单于据边守塞,边境得以安宁;更是永远安宁、广泛安宁,汉与匈无战事,内地与边境俱得安宁。后世出土的西汉后期瓦当、铭文砖中就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字样。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年的和亲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依托《汉书》中对于昭君出塞故事的简约记载,后人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进行了再创作,让王昭君的形象日渐丰满、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东晋时期,《世说新语》和《艺文类聚》中分别引用了《琴操》(已经失传)所载昭君出塞的描述,这是《汉书》之后、现存已知的对王昭君形象的首次再创作。这时的王昭君形象一改《汉书》中普通待诏掖庭的身份,被冠以了“王昭君者,齐国王穣女也,仪形艳丽,以节闻国中”的出身描述。“年十七,献之元帝”而不被召见,因而“心有怨旷”。到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时,王昭君自请出塞,说出了“妾幸得备后宫,粗丑卑陋,不和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成为了匈奴阏氏。
就这样,一个鲜活的敢于抗争的文学形象跃然纸上。
蜕变后的艺术形象王昭君就不再是那个被迫成皇帝安抚边疆的棋子,而是主动抒发出自己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的内心声音,主动寻求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物了。王昭君形象的重塑与晋代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有着重要关系,文人们借助这个文学形象的再创造抒发了主宰自我、实现自身的思想意识。
从《汉书》记载王昭君及其子女在匈奴享有尊贵地位等情况来看,昭君出塞和亲未必比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的遭遇更令人凄恻。不过,从东汉开始就有作品塑造悲怨的昭君形象。东汉末年有文人假托王昭君之名写了一首《怨旷思惟歌》,“志念抑沉,不得颉颃……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西晋石崇作《王明君辞》,歌辞情深意笃,如泣如诉,从而确立了王昭君形象的悲怨格调。
到了唐代,众多诗人加入到了王昭君题材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着悲怨人物形象。例如贞元四年(788),17岁的白居易写下了七言律诗《王昭君二首》。第一首描写了王昭君在胡地的艰辛生活,“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第二首描写了王昭君恳请汉使传言给汉帝,希望回到汉廷,“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即使是诗仙李白写就的作品也充斥着悲怨,例如《王昭君二首》中有诗句,“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文学叙事中的王昭君悲剧何以发生?古人也在给出答案。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画工弃市》用早期小说的方式描摹了王昭君被画师丑化的故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画工弃市》所记并非史实,但对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大,尤其画工毛延寿成为王昭君悲剧中被人唾骂的千古罪人。唐代崔国辅作《王昭君》,“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到了明朝依然有人以此为诗,范兆祥在《昭君怨》中发出“金钿换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的声音。
也有作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君王和帝国政治。例如唐代无名氏在《王昭君(安雅词)》中抱怨汉天子,“奈何万乘君,而为一夫惑?”北宋欧阳修在《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中指出,“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明代魏偁在《王昭君》中也说,“画工误妾何足算,世有妨贤病国人。”
如是,王昭君形象超越了昭君出塞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符号甚至政治隐喻。“每当文人们仕途失意、被奸臣陷害排挤、失去皇帝重用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王昭君的悲剧命运,于是你吟我唱,千古不绝。”
到了 20 世纪,王昭君形象开始获得新的历史使命。例如,五四新文化时期塑造的王昭君不再悲怨,而是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敢于为自身命运抗争的女性。1978 年,著名的话剧《王昭君》问世,凸显了王昭君与痴情的匈奴单于相亲相爱、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今天,与王昭君故事相关的城市,无论在文旅发展中还是艺术创作中,依然有机会讲好这个美丽的传奇,产生别样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