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实行了大约1300年。每个时代，最能考的人都来自不同省份。唐代:陕西人；宋代:福建人；明代:浙江人；清代:江苏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唐代看长安和洛阳

　　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被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不像宋代以后有“科举名录”一样的档案簿，唐代没有科举及第的完整名单。

　　在目前已知的极不完整的数据中，唐代籍贯可知的科举及第者，是648人。

　　其中，关内道159人、河南道151人、河北道132人，进士人数位居前三。

　　看到没，唐代考科举最牛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份。这几个地方，产生了接近全国70%的进士。

　　你要是穿越过去，千万别傻盯着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一带。记住那时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唐朝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双首都制：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这两个地方，正是最出科举人才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

　　原因无他，举国科举的政策照顾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那里。

　　长安所在的京兆府选送的举子，前十名被称为“等第”，坐等及第。如果哪一年礼部不给面子，多让其中几个落榜，京兆尹（首都市长）就要发飙，给礼部写文书抗议，让考官好好解释为什么要让首都的考生落榜，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这种权力优势，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

　　洛阳则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当时，武则天将洛阳当作实际首都，在洛阳、长安分别开考，录取进士，而洛阳的录取名额竟是长安的3倍。

　　一直到安史之乱后十余年，776年，洛阳的科举才被停掉。但已为洛阳乃至河南道的举子，提供了诸多便利。

　　唐代的科举公平性差强人意，基本是政治本位决定录取名额。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

　　一堆官员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大名士吴武陵拿着《阿房宫赋》，向崔郾力荐杜牧：“此人不当状元，谁能当？”

　　崔郾面露难色，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被预定了，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5名。

　　2 福建人在宋代崛起

　　跟唐朝科举爱开后门、政策照顾明显等做法不同，宋朝科举一开始就讲究公平，考卷不仅要糊名，还要专人誊录，避免考官认字迹打分。

　　科举真正成为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始于宋朝。

　　宋太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这3个人在同一届科举中，都考中了进士。

　　殿试时，宋太宗发现了他们的名字，直接拍板说：“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意思是，你们这些官二代，就别跟寒门子弟抢了。于是，这3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

　　没背景，比有背景还重要。

　　统计显示，整个宋代，布衣出身的进士占了一半以上。

　　但是，宋朝科举有新的问题:南方人太能考了，导致北方人心理很不平衡，双方为此吵闹不休。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为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大吵了一架。

　　司马光说，北方有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这种做法看似公平，实则太不公平，应该按照人口比例，给各路分配名额，逐路录取。

　　欧阳修很不认同司马光的说法，他争论说，科举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籍贯，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进士少，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国家考试选进士，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

　　双方的理论，各有道理。但最终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位，就开始试行“分省录取”。

　　即便如此，整个北宋期间，南方人仍将9成进士收入囊中，北方进士仅占10%左右。南宋时期，因为北方基本沦陷，95%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

　　从具体省份来看，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

　　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有籍贯者），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浙江，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当时人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最能考的。

　　有人分析说，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比较靠南的省份受益于远离宋金边界，免受战争侵扰，经济与文化也更加稳定发展。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崛起。

　　福建在十二、十三世纪，由于早熟稻的推广，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如朱熹那样的大学者的移入，一下子成为文化先进的省份。

　　3 明代始用“南北卷”

　　整个明代的科举，可以分3段看：前面100年，最能考的是江西人；中间100多年，浙江人发力，比江西人还能考；最后四五十年，江苏逐渐取代浙江。

　　有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了：两宋最能考的福建人，这时去哪儿了？

　　明代福建以2374名进士，排全国第四。总数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但不是弱在考试能力，而是弱在人口总数。明代福建的人口仅有170多万，比起动辄五六百人口的浙江、江西、江苏，显然吃了大亏。

　　对于整个帝国而言，老问题又来了：人才都出自东南，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什么奔头？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名开国皇帝是南方人，这逼迫他必须向北方士子释放更大的诚意，从而凝聚整个帝国。

　　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会试放榜，考上的51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无一北方人。

　　北方士子群情激愤，高喊有黑幕，联名向朝廷状告主考官刘三吾，说刘三吾是南方人，所以偏心。这件事惊动了皇帝。为了有效收买北方人心，朱元璋诛杀了新科状元，并亲自出题阅卷，增补了61个进士。这61人，全部是北方人。

　　此后，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

　　大约从1425年起，明朝会试开始试行“南北卷”制度，针对南北方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六北四”，即南方占60%，北方占40%。后来，又增加了中卷，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中3个区域，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4 清代“按省取中”

　　1712年，已经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突然意识到“南北卷”制度虽然可以相对调和南北方的人才结构，但无法解决省份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

　　他说：“我观察这些年来的进士录取名单，有的省进士很多，有的省进士很少，这不科学，以后干脆‘按省取中’好了。”

　　所谓“按省取中”，原型来自于北宋司马光的“逐路取士”，跟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录取基本一致。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每个省的大小、人口多寡，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比如，浙江、江西都分到了94名，以后这两个省每届录取的举人就都是94人，再由这94人去参加国考（会试），按一定的比例录取进士。

　　经过这轮制度调整，清代进士的南北分布，相比明代均衡多了。

　　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分别如下：江苏2933人，浙江2803人，河北2707人，山东2249人。

　　1750年的殿试，内推第一名是江苏人赵翼，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第三名是陕西人王杰。乾隆一看，问：国朝至今，陕西出过状元吗？大臣们说，还没有。乾隆说，从今天开始就有。

　　说完，把王杰从第三名调到第一名。在乾隆看来，江苏、浙江的状元已经够多了。

　　苏浙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独占鳌头？

　　说起来，科举在清代已经进入了拼资本的阶段——拼经济资本、拼文化资本。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有能力搞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　　　　　　  据《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