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回望抗战烽火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显示，作为一所在战火中历经悲壮迁徙、因陋就简异地办学的战时高等学校，竟然培育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14位“两弹一星”功臣、174位院士，还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杨振宁、邓稼先、何兆武、王希季、许渊冲、汪曾祺、穆旦等一众大师名家，家喻户晓，至今都是巅峰级别的存在。

　　一本书与一段历史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记者出身的80后杨潇，2018年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真实记录。图书以作者的第一视角叙述，将历史与现实对照，力图再现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面貌与旅途生活。书籍出版后加印次数达到两位数，并荣获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奖等奖项。

　　第一次读到书中的章节时我立刻就被震撼了。出发前，杨潇就做了史料方面的深入准备。出发后，他一路上“翻阅方志，和史志办打交道”，追寻联大步行团留下的历史痕迹。同时，他还和一些历史人物“一路神交”。例如，途经湘西时，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路过沅陵时，读钱能欣的日记《西南三千五百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这时显现出深刻的意义。

　　杨潇的出发与重走，让我们在阅读中明白，真正的行走需要放下对远方的浪漫想象，需要跨越时空让自己成为丈量历史的尺子。2018年4月7日，杨潇先坐高铁到长沙，8日背着42升的背包独自上路。他重走的路线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这也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的路线。

　　杨潇行程41天，徒步1600公里。他每天按照西南联大西迁的日程行走，参照元、明、清时代这条路上的各个驿站安排休息，一天走三十到四十公里。沿途他与遇见的人交流，也与那个遥远的动荡时代交流。最终，杨潇于2018年5月17日抵达昆明，走进遗存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西南联大旧址。

　　在一个标榜所谓说走就走、诗与远方的信息嘈杂声中，《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尾声说，“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坚定了我要去看看西南联大旧址的想法，同时也为自己多次到昆明却没有观瞻这所高校巅峰而惭愧。这次，我只拜谒西南联大，不看其他风景名胜，然后打道返程。

　　最寒酸的校门与中国最好的大学

　　源于纪念西南联大学生反抗专制政权“一二·一”运动而得名的一二一大街，如今是昆明市的一条主干道。云南师范大学的正门就在这条大街上，大门一侧是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走进大门就是联大路，树木枝叶茂密，俨然一道天然的绿色长廊。树荫下，伫立着三座著名纪念亭“三校亭”，象征携手合组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校。三校亭呈正三角布局，每座亭子平面也是等边三角形，三角攒尖顶以茅草覆盖，配以飞檐斗拱，形制典雅、古韵盎然。

　　沿着林荫道前行，就会看到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等等，恍然间步入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云南师范大学主教学楼前是开阔的草坪，这就是著名的民主草坪。草坪中央矗立着闻一多先生的塑像，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热血与抗争。

　　转过民主草坪，一个简洁而又熟悉的形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跃入眼帘。这就是西南联大旧址了，这个造型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也出现在今人的影像中，早已成为一个国家符号。

　　两根方形的柱子外面贴着仿石材贴面，由四块木板拼成的门楣嵌在柱子上端，青黑色底漆的门楣中间从右向左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白色楷书大字。与今天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门相比，这个大门应该是最寒酸的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简朴的大门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大学之大，不在于门，不在于高楼，也不在于自我标榜。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曾说，“真正的好大学，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就是眼前这个旧址，创造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奇迹，代表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林语堂如是评价它，“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杨振宁说“它是他中国最好的大学。”后世人称赞，“讲台上，人人是大师；讲台下，则是未来的大师”。

　　放弃名利的教授与以身许国的学子

　　1937年7月2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次日，天津南开大学被轰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教育火种、延续文化命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接到政府密令，兵分三路南迁。11月，三校先在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岳麓书院等场地复课。

　　1938年初，日军逼近武汉，长沙岌岌可危，临时大学被迫再次西迁。一部分师生乘火车经广州、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另一部分师生沿粤汉铁路到广西，再经公路入滇；最后一部分是由267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黄钰生等11位教授带领下徒步穿越湘黔滇。历时68天抵达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困境中坚持办学，先后有约8000人就读，约3800人毕业。1946年，三校北归复校。

　　闻一多是北京大学教授，日军占领北京后找到闻一多，给出种种条件希望他留下来教书。闻一多只说了一句“呸”，然后连夜带着家人加入南迁队伍。1946年，闻一多为革命者发声奔走，结果遭到特务刺杀，时年不满48周岁。他把人生最好的8年给了西南联大，把毕生的学识传授给了联大学子。

　　清华教授陈寅恪为了来西南联大当老师，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右眼从此失明。季羡林曾回忆说：“寅恪师讲课，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冯友兰讲哲学时不带任何讲义，引经据典、融合贯通。听课的学生经常把教室堵得水泄不通，有时冯友兰只能踩着课桌上讲台。

　　钱穆、傅斯年、游国恩、张荫麟、萧涤非、雷海宗、朱自清……每个人都是一部活教材，学识浩如江海，眼界学贯中西。西南联大的每堂课都带着思想的火花、智识的碰撞。

　　承袭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精神，在西南联大，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都没有无向隅的寂寞，同一门课往往由多位教授共同讲授。许渊冲回忆，“光是大一必修的英文课，就同时由钱锺书、潘家洵、柳无忌等诸多名家任教。”西南联大继承战前北大的传统，校门敞开，许多社会青年走进教室来听课。

　　如果不是来到旧址走进那幢保留至今的西南联大原教室，如果不是看到原有的土坯墙面和铁皮屋顶，很多人无法想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室竟如此简陋。这些校舍设计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之手，由于当时经费有限，除了图书馆的屋顶是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是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大都是茅草房。

　　如果不是走近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那些展品和青春旧影，如果不是仰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很多人并不知道西南联大先后共有1100多名学子从军报国，有的奔赴抗战前线，有的加入中国远征军，有的担任“飞虎队”翻译，有的深入敌后组织民众抗日……其中一部分人献出了生命，用青春和热血诠释爱国精神。

　　昔日，站在西南联大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前，眼泪划过脸颊，梁思成曾振臂高喊，“校舍倒了，刚毅坚卓的精神不能倒；人亡了，爱国民主的热情不能亡！”

　　今天，走进已经成为文物的西南联大旧址，回望弦歌不辍的岁月，我们或许都会感慨，一个民族的精神永远比物质更坚韧、比岁月更长久。

　　文/图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