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2025年10月中旬，新华社播发的照片显示西安城墙上青苔茵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受持续秋雨影响，西安部分城墙段青苔密布，引发广大市民的关注。网上大众戏称“西安城墙长绿毛了。”此后的10月20日《经济观察报》推出长篇综述《当北方不再“北方”》，指出中国北方湿润化趋势突出，“人们将不得不应对持续的高温和频繁的降水，一些行业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当北方不再“北方”》以山西古建筑为例分析说，“山西省的古建筑为数众多，且多以木结构为主，降水增多直接威胁其安全。木材在潮湿环境中易糟朽，含水率上升会导致强度降低，若再叠加虫蛀、鸟害等动物损害，整体结构极易变形、损毁。木结构受潮还会牵连其内部的壁画，雨水不仅直接淋湿画面，更会因木材含水率升高而增加墙体湿度；同时，雨水自上而下渗透，地面积水也会向上返潮，导致墙体底部空鼓、墙皮剥落。若壁画本身含有水分与盐分，表面会逐渐空鼓起泡、起甲酥碱，最终整片脱落。”“高温对古建筑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持续强烈的日照直接影响温度及红紫外线的照射情况，会使文物表面色彩饱和度下降，快速变色或褪色。”

　　文章结尾告诉读者，当北方的气候“暖湿化”，受影响的当然不仅是农业和文保。“像南方一样的天气”不再只是一时的调侃，而是人们需要适应的新常态。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还难以做一个清晰的描述，但确定无疑的是，“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个行业、每个人”。

　　当我对文章的结论深信的时候，大同市街道边、墙体上、角落里蔓延着的一处处青苔也在印证着北方不再“北方”的现实性。同时，也让我们关注那些研究气候与人类文明的图书，诸如德国学者沃尔冈夫·贝林格的《气候周期里的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气候周期里的文明》以“气候驱动文明演进”为核心脉络，通过横跨地质史与人类史的海量实证，打破了“文明发展人力决定论”的传统认知，构建了“气候阈值—生态响应—文明调适”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文明存续的关键在于对气候规律的敬畏与适应。贝林格通过对罗马暖期（公元前200年—公元400年）与黑暗时代冷期（公元500年—900年）的对比研究发现，罗马帝国的鼎盛恰与地中海地区降水稳定、气温适宜的气候周期重合，充足的农业产出支撑了庞大的帝国体系；而气候变冷导致的粮食减产、瘟疫频发，成为帝国分裂的重要诱因。

　　为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差异，贝林格提出“自然驱动型暖期”“人类干预型暖期”的二元划分标准。前者如中世纪暖期，由太阳活动增强引发，暖化速率每百年0.1℃，文明可通过技术改良、聚落迁徙逐步适应；后者即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暖期，暖化速率达每百年1.2℃，且人类活动既是诱因又是破坏放大器。这种暖期类型二分法为解读当代暖化特殊性提供了关键视角，解释了为何现代文明面临的气候挑战远超历史时期。

　　书中最具启发性的理论之一就是气候阈值效应。该理论认为，任何生态系统都存在适应气候波动的“安全阈值区间”，当气候变迁突破阈值（如气温波动幅度、降水变异系数超过生态承载极限），将引发生态系统的不可逆崩溃，进而动摇文明的物质基础，会引发经济危机，甚至会重塑社会结构。

　　贝林格在书中以“中世纪暖期欧洲农耕北扩”与“小冰期维京人文明消亡”两组对比案例，说明气候与文明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当代气候适应提供了直接镜鉴。

　　中世纪暖期（950—1250年）使欧洲北部平均气温上升0.5℃，北海结冰期缩短、土壤解冻期延长，为农耕北扩创造了条件。原本不适宜种植小麦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逐渐形成稳定农耕区，粮食产量提升推动人口增长，进而催生了北欧城邦的兴起与海上贸易的繁荣。同时欧洲农民通过改良犁具（发明重犁适应黏重土壤）、调整种植周期（推迟播种避开春寒）等技术创新，将“气候红利”最大化。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代中国北方近几十年的“水稻北扩”。据报道，黑龙江水稻种植北界北移200公里、种植面积从1000万亩扩张至5000万亩，既是气候变暖的结果，也得益于耐寒稻种培育、大棚育秧等技术突破。在大同这个农牧过渡带也出现了灵丘县小范围种植水稻的农业景观。这些都是贝林格“技术创新放大气候红利”的印证。

　　当然，不适应气候变化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例如，17至19世纪小冰期到来，维京人在格陵兰岛逐渐消亡，今天我们在欧美的影视作品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形象——高大威猛只能成为了记忆。

　　维京人于10世纪定居格陵兰岛，凭借中世纪暖期的温和气候发展农耕与畜牧业。小冰期到来后，气温骤降导致草场退化、作物绝收，而维京人固守欧洲农耕传统，拒绝学习因纽特人的狩猎技术与冰屋建造技艺，最终在15世纪彻底消亡。书中特别指出，其消亡的核心原因并非气候本身，而是“文明认知的路径依赖”，无法突破固有文化范式适应新环境。《气候周期里的文明》说，“维京人始终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几乎从不吃鱼和野生动物”，最终的结果就是“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消失了”。

　　对比案例告诉我们，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文明的存续关键在于能否打破认知惯性，通过技术创新与文化调适构建新的生态共生关系。维京人固守欧洲农耕传统拒绝适应寒带环境，而因纽特人创造冰屋、狩猎工具并形成适应严寒的社会规范，两种结局的差异直指“适应者生存”的文明存续法则。

　　贝林格在探讨小冰期全球变冷的影响时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这里沦为了暴力的狂欢之所”。作者说，17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灾难性气候时期，其程度堪比中世纪早期气候恶劣期。1601年，西南部气候温和的云南省普降暴雪，此后各地都出现了罕见的极寒天气。虽然寒冷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摧毁农业生产的则是寒冷干燥的气候。1618和1643年，中国又陷入了可怕的饥荒，路有饿殍、尸横遍野。饥荒中出现了食人现象和移民潮，各种暴力活动不断，最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于1644年为明朝画上了句号。这种暴力推翻旧王朝的过程多少有点儿讽刺：300年前，明朝正是在类似的气候危机中推翻了元朝（1271—1368年），从而得以建立起来的，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就是当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明朝灭亡后，满族人在血腥的内部混战之后建立起新的王朝，并一直延续到1911年。

　　文明存续的本质并非对抗气候变迁，而是构建与气候环境相适配的韧性体系。贝林格认为：“气候变迁是文明的试金石，唯有那些能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才能跨越周期，走向永恒。”研究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最低气温升温速率是最高气温的3倍以上，冬季升温幅度达1.6℃，远超其他季节，偏北地区升温速率显著高于南方。面对全球变暖、北方不再“北方”，我们需要的不是“征服自然”的豪情，而是“理解自然”的谦卑——让我们在气候与文明的辩证关系中，读懂北方暖化的深层逻辑与文明存续的韧性密码：气候与文明的互动从未停止，从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暖期催生农耕文明，到明清小冰期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移，气候始终是文明演进的隐形坐标。当下的北方暖化，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切实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