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大众人群加入到出行的行列。在旅游业大发展的情境中，旅游不仅满足人们的休闲、商务、学习等目的，也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那么在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宋代，旅游又是何种状况呢？

　　□  杨刚

　　1500多年前的南朝梁代诗人沈约（441-513年）在其《悲哉行》中写下这样的诗句：“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诗句的意思为，人们的旅游活动最喜欢安排在一年的春季，一年的春景也实在招惹着游人。从《悲哉行》里可以窥见中古时期中国人对旅游出行的一个侧面，同时我们也知这是可检索的“旅游”一词在中国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今天，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大众人群加入到出行的行列。在旅游业大发展的情境中，旅游不仅满足人们的休闲、商务、学习等目的，也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旅游的审美属性越来越强，旅行是“离开熟悉的地方，去体验陌生的世界”，更是心灵的移动、探索与成长；无论是漫步于山川湖海还是穿梭在异域城市，旅行让人暂时脱离日常秩序，在陌生环境中重新感知世界与自我。

　　在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宋代，旅游又是何种状况呢？

　　一般认为，秦汉之前是中国古代旅游的萌芽期，当时无独立休闲旅游，所有远行均围绕具体事务。魏晋南北朝为旅游转型期，出现非功利性休闲旅游，文人成为核心群体。南朝的谢灵运热衷遍历江南名山，被称为“山水旅游鼻祖”，并成为中国首位“山水诗人”。北魏的郦道元更是完成30万字的《水经注》，记载了全国1252条河流的源流、沿途山川古迹，以兼具地理科学性与文学审美性而成为中国早期游记散文的典范。

　　经历了隋唐旅游的盛世，旅游从“小众文人”走向“贵族+士人”群体，休闲属性凸显。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旅游从“贵族文人”向“市民阶层”延伸，休闲场景更丰富，旅游进入世俗化期，是普通居民的旅游萌芽。

　　读过《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以下简称《行万里路》）有读者说，“如果你想穿越去宋代，推荐你先阅读青年历史学者张聪的作品《行万里路》。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平易的文笔、趣味的选材让本书显得亲切。”

　　确实，阅读此书会觉得作者似乎要带着我们穿越回宋代，让读者沉浸到历史的情境里，领略当年的旅行基础设施、公文手续、送别仪式、人文景观、名胜、地方史等诸多方面，恍然在建构一种历史景象。

　　《行万里路》开篇就揭示一个核心事实，宋代旅行的兴盛是制度设计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科举选官制度的完善是关键驱动力，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让大量寒门士子通过读书进入仕途，而官员的定期轮换、异地任职制度则使得“宦游”成为士大夫职业生涯的必经之路。作者以范成大、邹定等不同层级士人的经历为例，证明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名臣还是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员，都必须在各地迁徙中履行职责，旅行已深度嵌入宋代士大夫的生命历程。这种“制度性流动”不仅改变了士人的生活轨迹，更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会文化交流网络。 

　　宋代构建起了旅行领域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作者在书中梳理了宋代的旅行支撑体系。诸如官道与水路交织成网，驿站、馆舍沿交通干线分布，形成“十里一铺、百里一驿”的后勤保障网络；政府为官员旅行提供明确的物质支持，包括交通工具、挑担军人、食宿补贴等，甚至通过公文手续规范旅行流程，降低了长途旅行的门槛。这种制度性保障与士大夫的仕途追求形成了利益契合点——朝廷通过官员流动实现对地方的治理与文化渗透，士大夫则借助旅行积累行政经验、拓展社交视野，双方的诉求一致性让官员旅行虽耗费巨大，却从未被朝廷质疑其价值。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也为旅行提供了更多可能。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地经”和“里程图”之类的旅行指南类图书批量生产。杭州白塔桥边商铺售卖的朝京里程图，标注了道路、里程与旅店信息，成为士大夫赴京赶考、履职的必备之物。商业性的旅店业日趋兴盛，东京汴河大街两侧“皆客店”，临安的樟亭驿、都亭驿等不仅接待官员使臣，也为普通旅人提供服务，甚至出现了“四司六局”这样提供游赏、宴饮、住宿一体化服务的专业机构，类似今日的高端旅游服务商。这些商业服务与官方保障相互补充，构成了宋代旅行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宋代平民也加入到旅行的大军中。老百姓会为观赏洛阳牡丹“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当然，他们还没有成为旅行的主体，也无法对社会产生塑造作用。

　　《行万里路》认为，宋代士大夫的旅行绝非单纯的空间移动，而是一系列充满仪式感的社会文化实践，这些实践让他们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确立了自身作为政治、文化与道德领袖的权威地位。宋代官员旅行需持有官方公文，履行严格的行政手续，这种流程本身就是对其政治身份的确认；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随从人员、食宿标准等物质保障，与普通民众的旅行艰辛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士大夫的阶层归属感。士大夫在旅途中寻访名胜古迹，通过题咏碑刻、撰写游记、文学唱和等方式，展现自己的学识修养与文学才华，将旅行经历转化为文化资本。苏轼在黄州、峡州等地的题咏，不仅让地方山水声名远播，而自己以“博学的学者”“道德的君子”形象深入人心。 

　　宋代士大夫在旅程中也构建了跨越地域的社交网络。送别宴饮、诗文唱和、互赠题跋是宋代士大夫旅行中的重要仪式，这些活动往往伴随着作品的结集刊印，使个体的旅行体验转化为公共的文化财富。这种跨地域的社交网络让分散在各地的士大夫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文化认同，即便身处偏远之地也能感受到自己是全国性精英集团的一员。《行万里路》说，这种社交网络的构建让精英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化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旅行在宋代起到了对地方文化的重塑与整合作用，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余音绕梁。作者在书中通过峡州三游洞、黄州苏轼遗迹等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士大夫的旅行如何让经济边缘地区实现文化突围，最终融入国家文化版图。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朝圣”之旅为地方山水赋予了人文内涵，创造了新的文化地标。宋代士大夫的旅行视野超越了唐代文人对京城的执着向往，他们不再局限于政治中心，而是深入各地寻访古迹、题咏山水。苏轼被贬黄州后写下《前后赤壁赋》，赤壁从普通江景升格为承载历史哲思的文化圣地。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创造并非单向输出，地方精英通过保护这些文化遗迹、编纂相关文献，主动参与到文化地标的塑造中，形成了“文人题咏—地方守护—后世传承”的良性循环。 

　　旅行活动推动了地方认同的重构，让地方文化融入国家记忆体系。《行万里路》指出，宋代地方志的编纂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不再局限于记录本籍名人与物产，而是大量收录非本籍士大夫的旅行遗迹与题咏作品。这种编纂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地方精英试图将本地纳入全国文化版图的主动努力，确立地方在国家历史中的位置。 

　　宋朝已经远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源自宋代的箴言在当下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行万里路》让我们沿着文字的旅程回眸过往，认识到“旅行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更是他们塑造自我、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也让我们深味在当代旅行依然是促进文化交流、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其对于文化整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明天，我们或将再踏旅程，旅行始终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人与社会、地方与国家的重要纽带——每一次出发，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也是对生活可能性的拓展，更是不经意中的认知建构。让我们珍惜每一次旅行，在每一次旅行中有更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