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刚

　　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在某一个生肖年到来的时候总要发出包含这个生肖字的祝福。2026年是丙午马年，新春佳节人们自然会用到带马字的祝福语，例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成语中带马字的特别多，生活中有马的地名比比皆是，文学艺术中关于马的叙事亦浩如烟海。

　　一切说明，马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马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其身体呈现结构之美，习性则与人类的生活十分契合；马的历史折射是人类的历史，在人与马互动的过程中成就了马文化，同时丰富了人类文化。

　　2026年春节假期阅读美国学者戴维·查费茨的新作《马匹与文明的缔造》，在400多页近40万文字里跟随作者纵贯4万年、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人类与马的文明史：马与人最早如何相遇并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骑兵如何改变作战方式，逐渐将马匹打造为古代头等军事力量的基础，进而成就多个煊赫一时的帝国；君主、部落联盟首领如何将马视为一种战略工具，通过驯养、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取马匹资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政治影响力；商人如何平衡马作为运输工具与贵重商品的属性，驾驭着马匹穿越高山、草原与沙漠，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诸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帝国如何在征战、治理、贸易、教化中发挥马的作用，打碎旧有秩序建设新的政治体系……

　　学界普遍认为，欧亚草原的野马最早被驯化成家马。一项动物考古假说认为，人类最初是为了获得马肉而捕猎野马，后来渐渐变成人工饲养，用于骑乘或驮载，人类历史因此渐渐改变，并酝酿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野。青铜时代（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欧亚草原上出现轮式车辆。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中期开始，骑马和马车技术陆续推广到欧亚草原南面的几个文明区，包括西亚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就出土过大型车马坑，此时的马匹是商朝天子和贵族的身份标志，也是重大礼仪活动的参与者。 

　　戴维·查费茨在《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中认为，马匹不是人类历史的配角，而是文明形态的塑造者。它以“活体动力”改变战争、交通、贸易与政治结构，推动国家形态、疆域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根本变革。

　　戴维·查费茨说，马背上的生活让马匹成了一种战略物资，其时代重要性堪比20世纪的石油。最早的那些草原政权其人口规模与同期农业文明中心相比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控制着全世界一半的马匹，是他们最早将东西方古老的农业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草原掠夺者带来的威胁迫使以农耕为基础的定居文明也开始饲养马匹，从事马匹贸易，甚至为马匹而战，并发展出自己的马文化。马在这些文明中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几乎与草原民族同样重要……农耕民族由于不善于繁育马匹，牧场也少，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来维持自己的马匹数量。” 

　　用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时，马匹的意义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中原王朝立国的军事根基，是农牧文明交融的核心纽带，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隐形推手，更是中国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匹始终贯穿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领域，“马匹决定文明形态”体现得清晰明确。

　　马匹在中国古代国家军事安全与疆域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核心支柱作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力量，而马匹正是骑兵的基础。商周以马驾车奠定王权仪仗与野战主力；秦汉养马备战以骑兵反击匈奴，奠定中原王朝的北方疆域；隋唐依托陇右、代北马场建立强大骑兵，完成了又一次大一统；明清同样高度重视马政和骑兵建设，在国家的北部边疆保证了相对稳定。可以说，中国历代王朝的强盛与否，直接与其马匹储备、马政制度、骑兵战力挂钩。

　　至于具体到中国北部城市古都大同，其历史和文化更是和马匹密不可分。大同所处纬度带，是欧亚大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天然交汇区域，气候适宜牧草生长，地形兼具平原、山地与河谷，是优质马场的孕育地也是文明碰撞的前沿阵地。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选择在此建立都城，本质上是选择了马匹赋予的战略优势，也开启了马匹推动中国北方统一与民族大融合的关键阶段。

　　拓跋鲜卑作为典型的马背民族，马即是生存、马即是军队、马即是国家。《魏书》载其“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马贯穿生产、战争、礼仪、信仰。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迅速将游牧马技、草原马政与中原制度结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一个成熟的农牧复合国家形态。

　　当时北魏政权设立专职马政机构统管全国牧马，将高车、匈奴等游牧部族安置在平城周边专事养马，成为北中国最大战马基地。建立兵牧合一的骑兵体系，依靠高速骑兵横扫群雄，完成北方统一，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木兰辞》，那个叫木兰的女孩子至今还是全世界艺术再创作的源泉。也正因为木兰文化的富集，大同才成为当之无愧的“木兰文化之乡”。

　　更重要的是，北魏平城时代开创了一个影响中国千年的历史范式：农牧交错带+马匹资源+马背民族=大一统王朝的基石。这一范式在后世的辽、金、元、清均得到承继与应用。以马实现军事统一，以农牧复合实现政治稳定，以文化包容实现民族融合，这印证的正是查费茨“马匹缔造文明”理论。

　　马匹是中国历史上农牧文明对话与融合的核心媒介。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矛盾与动力，长期来自农耕与游牧的互动。农耕区缺马，游牧区缺粮、茶、盐、布帛，马匹成为双方最核心的交换物。以马为中心形成的茶马互市、绢马贸易，让长城不再只是防御线，而成为文明交流线，推动胡汉通婚、文化互鉴、制度融合，最终塑造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有名的产马地在欧亚草原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出产过著名的胡马、乌孙马、天马、汗血马和安息马等。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即成为养马区。此后直至隋唐，西北地区一直是历朝的养马基地和马场所在。不过那时的优质马来源仍然离不开北亚的大草原，中原政权与草原民族的马匹交易形成了“茶马贸易”，并给后世留下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毋庸置疑，“茶马贸易”的意义远超单纯的经济交换，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格局。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认为丝绸之路也是“马匹之路”。据此来观察，从北魏平城到辽金西京，大同长期以马为媒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经济互通、文化共生的中心。北魏定都平城后，平城作为丝绸之路北道起点，西域商人带来珠宝、香料、乐器，换取中原丝绸、粮食与北魏战马；草原部族以牛羊、皮毛交换粮食与铁器，形成“以马易物、农牧互补”的经济格局。马匹贸易成为国家重要财源，也推动了北魏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辽金西京时期，大同地区的榷场以马匹为头号交易品，中原王朝以茶、粮、布帛换取战马，游牧部族以马、畜产品换取农耕物资，形成稳定的南北贸易循环。南北经济纽带一旦形成，政治统一就成为历史必然；政治统一，则必然加速文化融合。因此，就文化意义上而言，马匹在历史上消解着胡汉边界，让勇武、开放、包容的精神注入中华文明，使其既保持农耕的温婉，更兼具草原的雄健。而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随着近代社会的到来，马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逐渐降低。《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说，“清朝的马力无法抵御来自海上的敌人。”“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沿海省份，马匹从未发挥过决定性作用。”到了今天，马匹早已退出军事与交通的舞台，不过它留下的历史启示依然深刻。或如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片土地曾是地球旋转的轴心”，马作为连接欧亚大陆众多文明的纽带是不应被遗忘的。其实，马文化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共有的文化基因——马匹已退场，但它为文明点燃的火焰依旧在我们心中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