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刚 图/韩堃

　　2026年7月盛夏，全国首届“曲墨塞上行·我书我曲”作品展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启幕。作为全国首创的散曲与书法融合专题展览，本次展会以曲为魂、以墨为骨、以塞北为场域，展出170余幅作品，打通古典文学与传统书法的艺术壁垒，串联三晋千年散曲文脉与笔墨底蕴。

　　金元的时代产物

　　散曲萌芽于金、鼎盛于元，并非单一文艺现象，而是北方地域环境、多民族交融、社会制度变革、市民经济发展、文体自身演化多重因素叠加催生的时代艺术产物。

　　金代女真入主中原，北方民间俚曲、契丹与女真游牧歌谣融合中的民间小调，共同催生了“诸宫调”说唱艺术，这是散曲的源头。山西北部作为农牧交界地带，各民族语言、曲调在此交融，成为散曲早期的孕育沃土。

　　金末战乱摧毁传统科举体系，元代立国百年间废除科举近八十年。原本依靠诗文八股求取功名的汉族文人失去仕途通道，无奈投身市井词曲创作，散曲迎来黄金时代。散曲可分为小令、带过曲、套数体系，名家辈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三大古典文学高峰。山西是元代散曲创作核心区域，元曲四大家独占其三，全国半数以上知名曲家扎根表里山河。

　　明代散曲延续元人传统，南北曲分流并行，北方散曲保留雄浑刚健气质，南方散曲偏向柔婉清丽，一些文人将散曲作为日常抒情、纪游、讽世的文体。清代中后期，昆曲兴盛带动曲牌整理，但文人创作持续萎缩；及至晚清，战乱、西学东渐冲击传统韵文体系，散曲彻底淡出主流文坛。

　　近现代百年间，散曲长期沉寂，仅少数文史学者、旧体诗词创作者零星续写。直至本世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下，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散曲研究会等专业学术机构成立，曲社在一些城市出现，散曲再回大众视野。

　　散曲的艺术价值

　　相较于诗词格律严苛、含蓄内敛等创作要求，散曲的艺术门槛相对较低。首先是格律宽松，句式自由。散曲虽有固定曲牌宫调，但允许大量添加“衬字”，在规定正字之外自由填充口语、虚词、感叹词，长短句错落参差，叙事抒情不受拘束。如《山坡羊》原牌句式简短，创作者可通过衬字铺陈风物、抒发感慨，文字张弛有度。散曲大家元好问率先在金末文人创作中大量运用衬字，打破诗词规整束缚，为后世散曲句式革新提供范本。

　　其次是语言雅俗共赏，兼容古今。散曲吸纳北方方言、市井口语、边塞俗语，既能书写庙堂怀古、山河盛景的典雅篇章，也可记录民间烟火、百姓心声、边塞风物，直白通透、鲜活生动；既可阳春白雪，亦可下里巴人，题材包容度远超其他韵文。像元好问的作品就熔铸晋北方言、边塞俚语，打通了雅文学与民间俗曲的壁垒。

　　再次是功能多元，题材无边界。散曲题材包罗万象，边塞征战、古城怀古、山河纪游、民生百态、讽喻时政、田园隐逸、家国情怀皆可入曲。元好问亲历金亡战乱，将兴亡之叹、边塞流离、苍生疾苦尽数写入曲作，极大拓宽了散曲现实主义题材边界。

　　第四是音律清晰，宫调体系完备。散曲分宫定调，不同宫调自带固定情绪基调。例如，中吕宫平和舒缓，双调潇洒开阔，正宫雄浑沉郁，创作者依托宫调基调塑造意境。散曲体制划分清晰，分为小令、带过曲、套数三类：单支曲牌为小令，短小精炼；二至三支曲牌组合为带过曲；多支同宫调曲牌连贯成文为套数，篇幅宏大。

　　今天，散曲影响虽然远不及唐诗宋词，但其价值依然不可替代。首先散曲是多元民族融合的文学标本。散曲诞生于多民族交融的北方，吸纳游牧民族歌谣气质，打破汉文学单一审美，兼具农耕文明的温婉与草原文明的雄浑，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字见证。其次是极具现实主义精神。元曲作家身处底层，直面社会苦难、官场黑暗、边塞沧桑，没有回避现实，而是以文字针砭时弊、体恤民生，拥有诗词少见的平民视角，构建起独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再次是完备的抒情叙事双重能力。短令抒情言志，短小精悍；长套铺陈叙事，完整记录旅途、见闻、史迹，兼具诗歌的抒情性与散文的叙事性，文学表现力全面。第四是体现了北方地域美学。北方散曲天然自带苍凉、雄浑、开阔的塞上气质，与晋北辽阔山河高度契合，记录独特人文、地理、历史，成为其他文体无法替代的北方地域文学史料。

　　随着元朝终结，明代科举恢复，文人重心回归八股、律诗，散曲被视作“小道俗文”，创作群体缩减。加之明清昆曲、地方戏曲兴起，曲牌大量运用于舞台戏曲，大众注意力转向戏曲表演，纯文字、供案头品读的散曲日渐失去受众，文人创作意愿不断降低。及至近代新文化运动推崇白话文学，旧体韵文遭遇否定，学校教育取消曲学教学，普通大众失去接触、学习散曲的渠道。另外，大众对散曲存在一定认知偏差，媒体、读本、场馆等缺少有效传播，散曲难以走入普通群众。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散曲的式微。

　　晋北的散曲成就

　　回顾这段文学史，有必要观察辽金元西京。大同作为北方军政商贸枢纽之一，各族商旅、边关军民、市井百姓汇聚于此，酒楼、勾栏、庙会盛行，民间说唱演艺市场蓬勃发展。普通市民、戍边将士、商贾不精通晦涩诗词，偏爱曲调顺口、语言直白、叙事生动的歌唱文学，民间说唱艺人不断改良小调，迎合大众审美。市民阶层的文娱需求倒逼文体革新，传统诗词仅供文人圈层雅赏，受众狭小；散曲可弹可唱、可叙事可抒情，适配公共演艺场景，具备极强的民间生存能力。这正是散曲能够在晋北快速普及、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晋北曲家常年目睹长城烽燧、边塞风沙、古城沧桑，笔下天然裹着雄浑苍凉之气，形成一定的区域风格。

　　论晋北乃至整个北方散曲发展史，元好问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常年往返云州（今山西大同）、雁门、代州、恒山等地，亲历金末战乱，是金代俗曲文人化的开创者，更是连接金代民间俚曲与元代专业散曲的关键桥梁，其散曲创作与曲学理论贡献贯穿北方散曲发展脉络。后世评价，元好问开创性融合晋北方言、游牧民歌词汇与传统文言语汇，雅俗浑然一体，一改民间俗曲粗鄙浅白、文人诗文晦涩凝滞两种弊端，确立了北方散曲独有的语言体系。白朴、刘致、吴弘道等元代云中官员、曲家，均以元好问曲作为学习范本。元好问以一己之力，形成横跨金、元两代的晋北散曲传承链条。

　　纵观金元明清，晋北曲家群体不容忽视，无论是边塞题材还是塞上地域美学都值得后世持续关注。于今而言，其更是珍贵的文史镜像，是释读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曲墨共生。站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凝视一幅幅作品，散曲与书法相映生辉，层次丰富、意境绵长，构建了一场沉浸式的古典审美体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有更多的人与创新举措破解散曲式微痛点，开辟古典韵文大众化普及新路径，推动当代散曲创作走深走实，让这一古老文体适配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