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就有给事中张白泽提出“班禄酬廉”的建议。张白泽谦虚好学，而且为人耿直，他对北魏时期贪腐之风早有独到看法。他在建议里说，官吏是朝廷的官吏，官吏为朝廷办事，理应得到朝廷的俸禄。朝廷不能按照官吏的品级和贡献给予俸禄和奖赏，那官吏吃什么？官场上的贪腐之风就是这么来的。然而献文帝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朝廷的风气之上，他正在变着法地与冯太后斗法。所以他对张白泽的奏折，没有当回事儿。

　　冯氏太后听说了张白泽关于“班禄酬廉”的事儿，她不想因此事刺激献文帝，而是私下请张白泽给自己分析了大魏朝的时弊。十几年过去，孝文帝拓跋宏推行俸禄制，太皇太后冯氏把当年张白泽的建议又拿出来，与几位“高参”高闾、李冲等商定国策。

　　中书令高闾分析北魏的政局，他认为大魏王朝开国以来，就一直没有很好地规范过吏制。吏制不规范，相应的俸禄制也没有，这是腐败滋生的原因。汉人的吏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除了有法定的官品和爵位，还有法定的俸禄制、秩石制，在朝廷为官的，可以从朝廷那里拿到相应的酬劳和粮食，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活。而这些被历史证明非常得当的方法，我们却不用，而是坚持已经被淘汰已久的食邑制。食邑制，是夏商周时期用过的办法，诸侯王给所属卿、大夫们封赐土地，准许其在封地之上享有统治权，取其所需，作威作福。在大魏朝建国初期，拓跋鲜卑人担负着浴血沙场、连年征战的重任，而且游牧民族强悍率直的个性，也比较适合这种简单而粗放的封赏制。可是如今的情况发生了巨变，首先拓跋鲜卑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由原始部落氏族向奴隶制的转变，又实现了与秦汉一样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有了本质的区别，改变吏制顺天理；其次眼下的魏朝，已由过去的以征战和扩张为主，变为以巩固和发展为主，而且食邑制本身不公平，许多只是名义上得到封地的官员对朝廷心怀不满，改变吏制顺人意。

　　秘书令李冲认为，太皇太后冯氏在亲自撰写的《皇诰》里，已经对俸禄制的实施作了精准的阐述，而且俸禄制在北魏之前已经沿用了若干朝代，事实证明俸禄制与九品十八级官品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官员也好，贵族也罢，若是不尽快实施俸禄制，他们的财产来源就是一本糊涂账。目前看来，胆大的贪官，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而一心效忠皇上的清官，却无法维持平淡的生活，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

　　在太皇太后冯氏强有力的支持下，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84年7月23日颁布“俸禄制”，明确规定因班禄而增收的赋调定额，固定官员和贵族俸禄所需的总额，不再允许官吏加码盘剥，牟取私利；把商人从赋调征收中分割出去，避免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此令之前的贪腐行

　　为不再追究，同时大赦天下；此令之后，仍敢于贪腐的，受贿一匹，即行处死。虽然此刑罚比较严厉，但是足可以证明孝文帝对颁布“俸禄制”的决心是不容挑衅的。让孝文帝下此决心，其实是因为一件让他非常痛心的事儿。

　　孝文帝时期修筑了定州大道，此道一通，官方和民间得到了许多方便，商旅往来更是络绎不绝，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定州大道匪情连发，严重的时候，商贾和百姓避而远之，通途变成“鬼道”。最为凶险的是以豹子和虎子为首的盗贼，他们抢夺钱财，杀人越货，手段残忍。朝廷几次清剿，他们藏匿深山，官兵一撤，继续为非作歹。朝廷为此犯愁之时，有一小吏献上一计，可以派重兵守住主要关口，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将其消灭。孝文帝觉得可行，批准了方案，派此人全权指挥带兵剿贼，结果大功告成，豹子、虎子被斩，定州大道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不承想，没过多久又有一股土匪在灵丘与莎泉之间的路段劫财劫色，无恶不作，为首的叫罗思祖。孝文帝自然又想到上一次剿匪立功的那个小吏，再次给他重兵，委以重任。此人先是乔装深入，了解匪情，他得知罗思祖与豹子、虎子不同，他是土匪“世家”，几代为王，势力不可小觑。还了解到罗思祖的软肋，是土匪内部常因亲疏有别、分赃不均引起内讧。所以这个“小吏”，利用个别小匪的关系，在土匪内部制造矛盾，分化瓦解，分别剿灭。土匪一旦被捕获，一律斩首示众。山匪和家属非常害怕，到后来，竟然有许多匪徒私自离开，罗思祖竟然被属下出卖，送给“小吏”。罗思祖被押回平城受审，公开斩首，震慑了平城京畿所有匪贼。定州大道从此得到了真正的安宁。这个“小吏”叫张赦提。孝文帝因张赦提功高，升其为冠军将军，封安喜侯，任幽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