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使北魏国家的封爵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对王爵而言，也是如此。孝文帝将王爵的封授限制在道武帝直系子孙的范围内，并且，孝明帝时，开始封授庶子为王，也就是支子王，而且，还使原来的王爵由虚封爵改为可以领有食邑的实封爵。在爵制改革的同时，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措施。可是说，孝文帝的这些做法，都影响王爵的继承。因此，从王爵的传袭来看，选择继承王爵的世子，也就是为拥有王爵者立“后”，开始由爵制改革前的长子改为嫡长子充任。这种改变的出现，是与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后，使汉族家族内部子孙严格区分为嫡、庶的理念为拓跋鲜卑贵族家族接受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因为孝文帝爵位改革后，王爵传袭的中断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因而，为了体现对拓跋鲜卑贵族的优待，所以依然沿袭了爵制改革前立过继子为“后”以及绍封、复爵的做法。对立过继子为“后”和绍封而言，都要与拥有王爵者具有很近的血缘联系。尤其是，以过继子为“后”继承王爵，必须要依据“相后之义”。对于复爵来说，则是对王爵的恢复，因此，拥有王爵者本人被恢复爵位，并不属于继承，但在后世子孙之世恢复王爵，就应该是变化方式的王爵继承。这就是说，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由于实行立过继子为“后”、绍封、复封的做法，因而，也就使传袭中断的王爵能够继续沿续。

　　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对继承王爵者，实行了蕃王制。也就是将继承王爵者区分为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进而与始封王（亲王）相区别。实行蕃王制所依据的是体现汉族血亲联系的丧服制的“四世而缌，服之穷也”的规定。这种蕃王制，不只是要表现继承王爵者传袭的世次，而且，也影响对食邑数量和王爵品级的继承。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实行的蕃王制，就使王爵的继承所具有独特性得到很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