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志宽

　　我和姚斌同志都是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是挚友、是同仁，退休后我们也经常联系。2018年6、7月份我还打电话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给诊治，身体好多了。没想到9月他就走了。回想起和他在一起工作时，他那一会儿侃侃而谈一会儿娓娓而述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他没有走，他永远活在亲人和同事朋友们的心中。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现大同古城保护研究会会长安大钧说：“姚斌同志对大同的奉献太大了，我们应该追忆他，应该追忆他的事迹，学习他的奉献精神。”

　　我与姚斌同志的交往始于1988年，1989年我调到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后，更是与他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兄弟感情，共同参与了《大同市志》《大同年鉴》《大同地方志》刊物的编纂工作。姚斌同志还给我讲述了寻找到五部旧志、重印了三部旧志的情况。

　　姚斌同志调入市地方志办公室后就一头扎进了地方志的编纂和地方志的理论研究工作中。中华民族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大同在历史上有过多少次修志，现存的旧志有多少？他和市志办的同仁在市内相关单位找，在省内找，到省外乃至全国各地找。他们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在上海图书馆，在湖南图书馆，找到了明代张钦纂修的《大同府志》。天一阁藏的《大同府志》为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刻本，为海内孤本，但仅存卷五至卷十八，缺一至四卷。上海图书馆藏的是1964年8月对天一阁藏刻本的摄制复本。湖南图书馆藏的是该书于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的补刻本。市志办以湖南图书馆的一至四卷和上海图书馆的五至十八卷为底本摄制照片，然后誊清印制。在誊写过程中发现原书卷五、卷九、卷十有缺页，姚斌等同志再赴湖南图书馆查补缺页，查补抄录嘉靖刻本的文字。补入后在大同市印刷厂印制。全书23万字，共印1500册，作为资料赠送给各机关单位。在付印时姚斌同志撰写了重印前言，简要介绍了该书的作者和内容、重印该书的意义。

　　明正德《大同府志》的面世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好评如潮。市志办根据各方呼声要求，请示市委市政府之后，又着手重印清顺治《云中郡志》。

　　清顺治《云中郡志》的编纂者是胡文烨。胡文烨是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人，顺治七年由昌平知州调任大同知府。顺治六年大同被屠城，大同十万多军民被清军屠杀，城墙被斩拆，商店、居民财物被抢掠，大同成为废城，大同府衙迁至阳和（今阳高县），此时地方典册无稽，胡文烨访得明代万历年间在大同任过知府的汪承爵修过大同府志，“所纂《大同府志》首尾二十三册”，遂购得。当此之时，大同府已废，府治移至阳和，胡文烨便取大同之古名云中郡，书名为《云中郡志》。

　　顺治《云中郡志》北京图书馆有收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收藏，山西省图书馆有手抄本。市志办从北京图书馆缩微拍摄三卷至四卷、八至十四卷共九卷，由市档案馆放大复印，一卷、二卷、五六七卷是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缩微拍摄，由大同机车厂放大复印。市志办成员全部投入校对，校对时借阅山西省图书馆手抄本一字一句核实，将缺页漏页补足。全书33.3万字，姚斌同志担任责编，写了重印前言。

　　清道光《大同县志》，姚斌同志认为是一部必须重印的志书。道光《大同县志》由黎中辅编纂。黎中辅，江西东乡人，道光三年任大同知县。黎自序：“大同立县最古，索其图经县志，则向未有焉。”“于是公役之下，不惮周历旁览五百八十村，其距城之道里，其村落之方位，其山间水曲向背脉络之情，流衍分合之势，无不笔而记之。”“莅兹七年，从容谘访，援昔证今，观其得失而达其源流。”黎中辅七年间踏遍全县山山水水，亲访全县村村落落，现场采访采编，实为可贵。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黎中辅编纂成《大同县志》，前有卷首，后有附录，计20卷，67篇。并且卷一《图考》收邑境、城池等图20幅，卷四附村庄图4幅，图文并茂。姚斌同志认为此书分类较细，资料翔实，考证精当，体例也趋于完备，又距今较近，是一部可信、可用、可读的志书，对服务当代、惠及后人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他说，“地方志是国情省情或县情的载体。随着国情教育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了解本地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改革开放、振兴建设大同起到积极作用，使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也指出旧志的不足，他说旧志中皇言圣恩、忠孝节义、维护风教等俯拾皆是，阅读时应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1990年姚斌为重印的《大同县志》写了前言，全书共62.7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印数2500册。

　　编纂《大同市志》是一项繁杂的文化工程，1985年大同市政府全面动员，各单位、各部门都成立修志领导组，抽调各单位笔杆子编写专志。地方志办公室举办市志编纂培训班，主要由姚斌同志主讲。他编写了大同市志篇目，并不断修改，1990年写出第四次修改稿，刊登在1990年《大同地方志》刊物第一期。1990年大同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王辉市长亲自与全市92个单位的负责人签订了编纂《大同市志》的责任书，定出《大同市志》的完成字数、完成质量、完成时间。当时我是《大同市志》副主编、《大同地方志》副主编、《大同年鉴》副主编、《大同市志》指导组组长，协助姚斌主编进行工作。姚斌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让修志指导组成员深入各单位指导，部署任务，并不间断地进行检查。我带领田荣军、项鹏举帮助修煤炭志，当时就和煤炭工业局的同志们吃住在矿山救护队，帮助粮食局写粮食志就和粮食局写志的同志们一起上下班。姚斌同志安排我写了《邮电志》总纂稿，分期刊登在《大同地方志》期刊上，作为范稿，到1991年底，有50个单位完成志稿总纂。1992年分管市志的副市长付杰让与尚未完全完成的42个单位再次签订责任书，责任书增加了与考绩挂钩的条文，主编姚斌亲自带指导组督促、指导、检查。各单位都加快了进度，年底全部完成。

　　1993年大同市与雁北地区合并，各县概况需要补入，工作量大，姚斌同志带领全体同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投入到修志工作中去。

　　除主持编纂大同市志外，姚斌同志还积极探索方志理论，他写的方志论文有五十余万字。1996年大同市地方志系列丛书《大同方志论文选》中就有姚斌同志写的论文11篇，有《试论新方志的时代性》《大同方志考》《把握地方特色在核实资料上下功夫》《志书以经济部类为首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论城市志中人的主体地位》等等。这一篇篇论文都凝聚着姚斌同志的心血，都是他研究编纂方志的成果。根据姚斌同志的论著山西省高评委评定姚斌同志为编审。

　　姚斌同志兼职很多，曾先后任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地名委员会专家委员等。他博闻强记，知识渊博，熟知古都大同的方方面面，称得上史学家。他熟知大同民俗，可称为民俗专家。近年来他在“平城讲坛”上为市民讲大同民俗，讲大同辛亥革命的历史及其功绩，讲云冈石窟的开凿等等，都深受欢迎与好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姚斌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留给大同人民无比珍贵的财富，比如重印的旧志，新编著的《大同历史沿革》《大同长城史话》《大同民俗》《大同特产》《名人与大同》《大同市志》《地方志论文》等等，都是永久长存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