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宏

　　走进装饰一新、设施一流的云冈石窟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入驻的四大中心工作人员目光坚定，井然有序地投入到各自的岗位之中。山西彩塑壁画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尹刚带领团队进行着石窟壁画的数据采集与测量，运输汽车载着高大的壁画模板直接开进文物保护中心大楼，工作人员将壁画模板搬进工作车间，做金属架子、上色、细描等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数字中心，工作人员周宇超的工作状态引起记者的注意。数字中心陈列着一排排打印好的石窟造像和阳高云林寺壁画复制作品。周宇超正在电脑前对一对佛像进行色彩还原。只见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屏幕，专注而认真，记者不忍心打扰他，站在他的旁边，默默地看着。等他把这些工作忙完，回过头对记者说：“数字化复制石窟，就是这么细致，精度要求极高。”

　　周宇超的电脑上保存着历次洞窟数据采集与壁画复制样稿。2012年，太原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的他一进入云冈石窟研究院工作就喜欢上了3D打印技术，数字中心主任宁波手把手地传授技术让他获益匪浅。“太神奇了！还原石窟造像，真正让世界文化遗产走向世界。”周宇超向记者坦言从事这项工作的伟大。他告诉记者，前几天，他和同事到浙江杭州完成等比例3D打印云冈石窟第12窟的组装工作，行走的12窟将于月底亮相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启其“行走”世界的第一步。目前，云冈石窟研究院正在研究“音乐窟”世界巡展计划，未来有望在日本、意大利等国进行展示。

　　周宇超介绍，第12窟以立体雕刻形式，记载了古代音乐人盛大演出的场面，被誉为“音乐窟”。这座复制的洞窟由110个模块构成，每个模块又由12个小的打印模块组成，完成组装后宽约12米，纵深约14米，高约9米。0.03毫米的数字采集精确度再现了完整的石窟形制、精美逼真的造像，连石窟历经千余年风化的痕迹都很清晰。

　　“第12窟复制窟用轻型材料制作而成、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拆卸，将来能‘行走’在世界上，让更多人触摸中华文化。”他说。

　　云冈石窟数字化工作起步于2003年。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下大力气利用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据，开展洞窟复制试验，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联合，编制全国石窟寺高浮雕数字化行业标准，并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武汉大学等联合，成功完成第3、12、18窟等比例复制，开创了大型文化展陈品快捷运输、安装的新途径，迈出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第一步，成为宣传云冈的窗口。

　　除助力文物“活起来”外，数字化工作更为云冈石窟建起了三维数字档案。这样融保护、研究、管理、展示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不仅使人们对石窟目前的状况了如指掌，还可及时把握文物若干年后的形态变化，一旦文物因自然灾难或人为原因受损，还有可能进行精度极高的修复。

　　2017年底，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3窟西后室原比例3D打印复制项目落户青岛，高10米的坐佛“走”出石窟；2018年11月，第18窟局部完成复制，15.5米高的立佛“走”进北京。与前者相比，第18窟复制窟可拆装，便于展示。从“三年保护工程”到“八·五”维修工程，从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到“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从本体保护到数字化探索，云冈石窟研究院在保护材料上实现了从有机材料向无机材料的转变，并努力研究生物材料，对文物本体进行最小干预。比如在修缮时，他们有时会使用蒸馏水“洗”过的土，这样可以去除土里的盐和碱，减缓风化速度。为增加土的韧性，他们会在“洗”过的土中加入头发，而且要求必须是年轻人的头发。

　　云冈石窟主要面临危岩体、水患、风化三大病害。但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云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基本解决，水害得到有效遏制，洞窟保存环境和保护状态极大改善。“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重点已由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研究性保护。在进行实体保护的同时，我们建起了云冈数字联合实验室，联合高校和科研单位做实、做细文物数字化工作。”正在广灵扶贫的数字中心主任宁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