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正

　　5. 第21窟附近完全看不出先开后弃的迹象。或以为第16窟选定于现今位置乃不得已而为之，暗示第16窟本应在今第21窟位置上，并认为在现今第21窟位置上找不到一期开凿的痕迹，其原因在于昙曜五窟开凿的时间略有早晚。上文已指出昙曜五窟为一体设计，有可能起初就划分了五窟大致位置，甚至有粗营窟门等举措。今第16窟虽然主尊有被改造并且年代较晚的特点，但第16窟之窟形和部分造像均说明云冈一期已开始营造。如果第16窟本在第21窟位置上，其营造之年代当更早一些，即使后来放弃，也当或存在巨大的窟形，或存在不合比例的造像，或在壁面上留有明确的停工痕迹。但上述痕迹俱无，只能证明不存在曾拟在此开凿第16窟而又放弃的情况，只能说明未曾有在今第21窟位置开凿第16窟的打算。

　　据上文分析，昙曜五窟似存在以第20窟为首，第17窟其次，再次第19窟，复次第18窟，最后为第16窟的营造次序。昙曜五窟的营造总体上分为两批，第一批是第20窟，第二批是第19窟到第16窟。第二批洞窟没有因为第20窟的失误而重新规划，只是作了调整，表现在第19窟到第16窟壁面的总体退后，第19窟主洞的进一步退后等现象，但依然出现了第17窟的失误。

　　二、营造理念

　　昭穆制是一种宗庙制度，昙曜五窟按照昭穆制开凿的意见富有启发性，但昭穆制是否可用于昙曜五窟，曾布川宽曾提出质疑：“虽说是为北魏历代皇帝而营造的石窟，可昭穆制的配置是否合适，还是有必要探讨的。另外，在宗庙的昭穆制配置上，以太祖为中心，牌位的确是左右交替排列下去的，但同时越是成为后代的皇帝，就越是降退到后方，像云冈石窟那样，横排成一列是否合适也是一个问题。”按：昭穆制开凿说的立足点是设定第19窟为昙曜五窟的中心，但这个设定的依据除第19窟看上去最大外，并无其他证据，而且如上文所说第19窟的主洞其实并不特别大。以第19窟为中心是一个假设，认为今第21窟所在位置本来准备开凿大窟是又一个假设，昭穆制开凿说建立在两个假说的基础上，虽然可备一说，但实证的难度更大了。何况，第19窟造像的特点显示出该窟大规模经营的时代晚于而不早于第20窟，这在时间上与昭穆制必以第19窟为最早营建之窟而产生直接矛盾。

　　上面的讨论还属于具体现象，那么，拟议营建昙曜五窟的和平初年（460），北魏是否已经实行昭穆制则是一个更需要证明的大前提。从文献记载看，在昙曜五窟开凿之前，北魏已实行七庙之制。《魏书》卷5《高宗纪》：“太安元年（455）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但这个七庙之制不完全等于华夏传统昭穆之制的七庙之制，这是因为这个七庙之制由道武帝时期确立的五庙之制发展而来，而五庙之制所依据经典是《礼记 · 丧服小记》，其核心论述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楼劲指出郑玄注的特点是：“……不提五庙的昭、穆内涵，而只述‘始祖感天神灵而生……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的内容要旨。”道武帝天兴年间所立五庙为神元、平文、昭成、献明以及道武帝为自己预留之庙，这五位人物不能构成昭穆，所以五庙自然不能以昭穆制论。由于天子七庙最为经典之说，随着北魏政权华夏化进程的逐渐加深，北魏五庙制也逐渐向七庙制转变，楼劲推测：“即以道武帝所立始祖神元、太祖平文、高祖昭成及皇考献明庙在后世的迁撤之况而言，道武死后庙号烈祖，太庙五庙已足；明元死后庙号太宗，太武帝当时若仍维持五庙制，则献明庙应迁，若改行七庙制则仍存献明预留己庙；太武死后庙号世祖，文成帝同时又追尊景穆帝庙号恭宗，至此已不能不行七庙制而迁撤献明庙；文成死后庙号高宗，则应迁撤高祖昭成庙，……。”尽管不断调整，文成帝时七庙之制与昭穆之制还是有一定距离，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平文帝为太祖。只要平文帝为太祖，道武帝以下诸帝就无法与之建立合理的昭穆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到孝文帝太和十五年重定庙制，其时确定以道武帝为太祖，直至孝文帝本人为七祖。因此，即使文成帝时在心理态势上已经准备实行昭穆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以这种不完整的昭穆制，去推测昙曜五窟按照昭穆制而开，解释上的困难难以回避。退而言之，至迟文成帝即位不久即行七庙制，开七窟与昭穆制更容易扯上关系，昙曜为什么不建议开七窟而建议开五窟？再者，文成帝所行的七庙之制中，已不再给自己预留位置，被普遍接受的比定为文成帝的第16窟又该作何解？被比定为景穆太子的第17窟又该作何解？何况，七庙之制虽便于与昭穆制产生关联，但在孝文帝之前，七庙之制并不甚受北魏最高统治者所善待，《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太和）六年（482）十一月，（孝文帝）将亲祀七庙，诏有司依礼具仪。于是群官议曰：‘……大魏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今陛下孝诚发中，思亲祀事，稽合古王礼之常典。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于是上乃亲祭。其后四时常祀，皆亲之。”昭穆制之地位以及昭穆制完整存在与否都是个问题，遑论按照昭穆制去营造昙曜五窟。

　　宗庙的昭穆之制证据不足，但拓跋鲜卑却长期存在以西为尊的习俗，如《魏书》卷108《礼志三》载太和十四年（493）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欲服三年之丧，东阳王元丕说：“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大讳之后三月，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此虽言丧事，但西向为尊甚明。拓跋鲜卑传统的西郊祭天习俗更为著名，这种祭祀的具体过程是：“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这一祭天仪式中包含了祭祖仪式，方坛上的“木主七”是拓跋鲜卑的七位最重要先祖，上引（太和）六年十一月孝文帝亲祀七庙的依据也在于此。明乎此，才能明白孝文帝后来正式实行汉式宗庙之祭前，汉式的昭穆制不可能完整存在和拥有崇高地位；也才能明白文成帝为自道武帝始的北魏建国后五帝铸像开窟，既无关拓跋鲜卑传说中的七位先祖，也无关宗庙之制，只是对北魏建国后所存在五帝的客观“叙述”，目的都是宣扬“皇帝即当今如来”，并依照鲜卑人物乃至北魏五帝的形象去塑造佛尊。包含祭祖内容在内的鲜卑祭天仪式既然以西为上，那么代表道武帝以下五帝的昙曜五窟以西为上，实属顺理成章。

　　总之，西向为尊的拓跋鲜卑民族文化特点和“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构成昙曜五窟从西向东顺序对应道武至文成北魏五帝的基础，具体的营造次序则是在基础上的斟酌调整。

　　（原载于《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