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地区所见北魏牵驼胡人形象，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笔者仔细观察其着装、帽饰和面部轮廓等外在特征，结合史书中的记载，认为在北魏平城时代，这些牵驼而来的西域胡人应当是龟兹人，反映了当时平城与龟兹的文化交流。

　　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和胡人牵驼壁画，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这些牵驼胡人的着装、帽饰和面部轮廓等外在特征，与胡人形象有所不同。笔者拟就此展开论述，对这些牵驼胡人进行进一步考证和论述。

　　大同地区所见牵驼胡人形象，主要有3处。司马金龙墓出土一组胡人牵驼俑，胡俑高27.3厘米、宽7.7厘米，骆驼高31.5厘米、长29.5厘米。胡人圆眼高鼻，头戴尖圆顶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侧摆开衩。下着裤，裤口束于长靴内，腰系红带。头部后仰，右手平举作牵引状，侧身仰视骆驼。

　　云州区陈庄北魏墓出土1件胡俑，仅存上半身，残高8.2厘米、最宽5.7厘米。头戴方圆顶帽，身着右衽交领窄袖红色上衣。头部后仰，深目高鼻。其形态和姿势，与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俑如出一辙，结合墓中伴出的陶骆驼（残长13.3厘米、残高12.3厘米），可以判定这件陶俑也应为一件牵驼胡人俑。

　　文瀛路壁画墓北侧棺床立面绘制胡人牵驼的形象。胡人深目高鼻、卷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着长裤，足蹬长靴，右手举鞭，左手执缰侧身回首，牵一头双峰骆驼。

　　在《魏书》和《北史》的记载中，当时产骆驼的西域国家有龟兹、于阗、焉耆、迷密、波斯、吐呼罗、副货、嚈哒、康国等。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时间里，这些国家大多遣使至平城，向北魏王朝进贡。但明确指明进贡骆驼的，一为“（太和二年）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一为“（太和二年）九月丙辰，曲赦京师，龟兹国遣使献大马、名驼、珍宝甚众”。而除此之外，关于骆驼的进贡，仅见迷密国于正平元年（451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这种记录的指向性，说明龟兹应为当时向平城进贡骆驼最多或最主要的国家。

　　《魏书》记载，龟兹共遣使于平城10次。除了其进贡骆驼的记载，还提到“世祖（拓跋焘，笔者注）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吕）光至龟兹，王帛纯拒之……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等。由此看来，龟兹此地盛产骆驼，且在北魏时期向中原大量输入，是确定无疑的。

　　纵观大同地区所见北魏时期牵驼胡人的形象，多头戴尖圆顶帽，身着窄袖长袍，腰束带，下身穿长裤长靴，头部后仰看向骆驼。胡人所戴小帽，帽沿处有一圈装饰，似表现帽沿翻折后的纹理，形制与北魏墓葬中常见的人物俑和胡俑所戴帽子差异较大。在克孜尔石窟第14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格本生画马壁龙王本生故事、第17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本生画萨博迦燃臂当炬本生故事和第38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格本生画萨薄燃臂本生特写中，可以看到与此衣着、帽饰相似的人物形象，对于帽沿翻折的表现也如出一辙。克孜尔石窟第14、17、38窟的年代，下限在6世纪前期，与北魏平城时代相当，反映了其共通性。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陈庄北魏墓出土的胡人俑和文瀛路壁画墓所见胡人形象，额头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扁平的形态，而同墓出土的其他人物俑额头均饱满圆润，这应当是工匠制作时有意为之。额头扁平的形态，与克孜尔石窟第14窟和第38窟所见龟兹人头部特征一致，当是龟兹人“以木押头”习俗的体现。《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其俗生儿以木押头取扁……”，明确记载龟兹国有对幼儿“以木押头”的习俗，目的是为了“取扁”。《新唐书·西域传》也载：“龟兹，产子以木压首”。苏巴什佛寺西寺遗址中部佛塔之下的墓葬中发现的女性头骨，额部和枕部明显斜扁平，有着明显的人工改形特征，证实了龟兹人头部变形的习俗。

　　由此看来，大同地区所见牵驼胡人的国别，当是龟兹国人。从龟兹到平城，相去万里，龟兹人翻越千山万水，携带骆驼而来，向北魏王朝进贡。这一场景被记录在史书、陶俑和壁画中，成为互相交流的见证。平城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和壁画，其服饰、帽饰和面部形态，都生动地刻画了当时龟兹人的形象，印证了龟兹进贡骆驼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