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后大家都还记得古文字课老师在课堂上的激情开讲，以及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板书时发出的声响。那时候他在参加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型工具书《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审订工作。两相结合，老师的授课内容就更丰富、更有趣，同学们也能更有效地学习，认识汉字的价值、规范书写的意义等等。

　　伴随着课程，大家也会讲一些与汉字书写有关的故事、笑话。像明代冯梦龙《广笑府》中记载的一位县官写字一向很潦草，就闹出一个“买猪千口”的笑话。某日，这位县官准备请客，写了一张字条叫差役去买食材猪舌。当时文字是竖排的，由于他把“舌”字写得太长，上下两部分拉开了距离，差役就将“买猪舌”看成了“买猪千口”。可怜的差役跑遍全城，又到附近乡村去搜罗，好不容易才凑到五百口猪。回衙后，差役连请县官恕罪，说自己实在是买不够一千口了。县官一听大怒：我让你买的是猪舌，谁叫你买一千口猪了？拉下去打！差役十分委屈地说：老爷您以后如果要买鵞（“鹅”的异体字），求老爷千万写得上下距离近点，别写成买“我鸟”了。

　　“买猪千口”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一笑之余我们也会看到汉字文化的丰富、独特，是其他拼音文字不具备的；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文字规范的重要性。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很重视文字规范的，也正是因为在农业文明的漫长历程中重视文字的规范，才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让汉字凝结成全民族最古老的基因。因此，我们才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智慧结晶，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常常讲仓颉造字的故事，其实这个造字的故事正是规范汉字的故事。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这就是说，汉字是由许许多多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积累丰富起来的。既然汉字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分别创造的，当时人们对于同一个字的写法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全统一的。

　　随着早期人类的交际空间逐渐扩大，形态各异的文字形体无法得到广泛认同，给大范围的交际活动带来障碍。这时，对字形进行规范整理就迫在眉睫。作为文字的主要使用者，史官们便将散见各地的字形搜集整理，确定相对统一的规范，从而达到“敷衍记事”的目的。这些仓颉们就成了历史上对汉字进行规范的先驱者，在汉字发展史上功绩卓著。正是由于他们的规范工作，汉字体系才可能最终形成。《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也就是说，到了造字的兴盛时期，大家纷纷造字，字越来越多且混乱。仓颉的工作就是“一也”，即整理统一文字工作。章太炎的《检论·造字缘起说》也说：“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

　　当然，那个时代的汉字规范工作还难以达到“下笔不容增损”的地步，距离后世所说的“汉字字形规范”更远。这从后来的甲骨文、春秋各国文字都可以得到证明。甲骨文虽然是成体系的文字，但象形性仍然很强，有的还带有原始图画的特征；形体的稳定性也很差，异体很多，字形的繁简程度、部件的位置及摆放方向还有相当的随意性。

　　及至西周，天下一统，社会局势较为稳定，汉字发展进入金文时期，金文字形在规范程度上大大提高。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还专门对当时的文字字形进行整理，编成《史籀篇》，作为教贵族子弟识字的教材，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用字的规范。战国时代，诸侯为政，社会局势动荡，“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马上建议秦始皇统一文字，实施“书同文”的政策。

　　当时为了制定统一的字形标准，丞相李斯作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了《博学篇》。三人以《史籀篇》中的字形为主要来源，对其中较为繁复的字形稍加省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标准字体——小篆，而三本书亦成为秦时标准文字的范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字形规范与整理运动。为了使统一后的文字在全国推广，秦始皇巡行天下之际所到之处都要刻石铭功。著名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均出自李斯之手，为典范的小篆字形。之外，秦代将标准小篆字形运用于兵器、虎符、玺印、货币、简册等社会化载体上，全面推动汉字字形的规范统一。

　　秦朝以后，太平盛世都会采取一些规范字形的措施。从两汉到隋唐，统治者多次立石刻经，选派书法家或文化官员用标准字形书写，作为当时文字的字形规范。科举盛行后，历代都有规范字形的书籍出版，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张有的《复古编》、清龙启瑞的《字学举隅》等都影响广泛。尤其是在科举考试中，对字形的要求很严格，只要主考官在考卷里发现一个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形，应考文章写得再好，名次也会大受影响。朝廷对于官吏的文书在字形规范上同样要求严格，如果奏章上写了错字，轻则打板子，重则治罪。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客观上也造就了一批书法家并为今人留下巨大的书法财富。

　　不过，从古到今总有一些违背汉字识别、书写等规范的问题存在。有人凭主观臆想解释汉字的结构、意义，形成以讹传讹；有人追求文字书写的简便快捷，随意简化文字；有人迷恋传统字形，坚持写不规范的异体字、繁体字；有人随心所欲，甚至生造字符。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一些人、单位应用汉字时受网络语言的影响，不注意文字规范、语言修养，乱象迭出，不仅影响了个人形象，而且影响集体、城市等形象，还对语言健康、文明传承造成损害。

　　有些人在传播汉字文化的旗帜下随意拆解汉字、乱讲字理。“饿”是形声字，其中的“我”是表音部件，但有人天花乱坠地讲成“我要吃（食物），因为我饿”，生硬地把“我”曲解为表意部件。没有弄清“需”是形声字“儒”的声符，而是荒唐地把“儒”讲成“人的需要”。看到“武”字从“止”从“戈”，就想象性地曲解为“制止”“战争”；而这个在甲骨文里已出现了的汉字中，“止”表示人在走路，“戈”表示武器，意即人扛着武器走路，会意出“出征打仗”。更有异想天开者将“碧”字解读为：“王大娘，白大娘，坐在石上拉家常。”这些充斥着迷惑性的“说文解字”貌似助人学好汉字，实则是破坏汉字、误导公众，贻害匪浅。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错讲了一个字，就会连锁反应错解了若干字，经过传播还会影响无数人。因此，敬畏汉字、严肃对待汉字，是公民的基本素养；热爱汉字、正确释读汉字，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基础养成。东汉《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就已认识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世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

　　面对须臾不离的汉字，我们作为普通人纵然没有语言文字学者的认知高度，但理应认识到汉字跨越数千年，已是世界财富；学好汉字、用好汉字，充盈的不仅是知识，更在充实精神世界、提升文化自信——至少我们会因此开口更有魅力、下笔更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