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3日，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指导，云冈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考古学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云冈学建设暨宿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大同举办。50余名国内高校文物保护、石窟寺研究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本期“走进云冈”摘登部分专家发言与读者共享，敬请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宿白先生作为历史考古学的集大成者，在城市考古领域造诣颇高，成果丰硕。1978年发表了《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1990年发表《隋唐城址类型初探》、2001年发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察》。我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得到宿白先生直接的指导和帮助。我对上世纪80年代初隋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发掘印象颇深，通过发掘可知西市不仅是商品交换的贸易集散地，也是集加工、制造、住宅、漕运等于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2019年到2021年，对东市遗址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许多成果都是在宿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宿先生非常重视遗址完整性的保护，如对九成宫37号遗址的揭露，要求周边县城逐步搬离遗址区。同时，宿先生也十分重视遗址的保护展示，对唐大明宫含元殿的发掘，要求保证其真实性，为西安市政府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裕群：白岩寺石窟位于黎城县洪井镇元村北约2千米的白岩山南向崖面处，现存洞窟4座，小龛4个，编号由西而东。第1窟窟内北壁和东壁坛上各凿出一佛像石胎，风化严重，似为北朝洞窟；第2、4窟均为明洪武年间开凿的“岩公堂”；第3窟为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开凿，造像保存完整。

　　在做石窟寺调查时，要注意收集旧的图片，为石窟寺的复原和未来追索提供足够的图像资料。石窟寺的现场复原要慎之又慎，尤其要避免盲目的、破坏性的复原，文物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监管的责任，引导民众加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我从三个方面概括宿白先生的功绩。第一、宿白先生是真正的学者。宿先生在北大主要承担历史考古、考古学通论及相关课程，讲授过《古代建筑》《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考》《中国美术史》《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专题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以及《汉文佛籍目录》等。1960年7月，宿先生编撰《中国考古学（初稿）》第五编《魏晋—宋元部分》铅印面世，这是宿先生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为后来编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讲义或教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体例依据。

　　第二、宿白先生是永远的师者。宿先生倾注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一直重视学生的培养。1957年，宿先生指导杨泓、孙国璋和刘勋，调查和测绘邯郸响堂山石窟，刘慧达参与了全程工作；1962年，指导段鹏琦、樊锦诗、马世长、谢德根，调查和测绘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1963年，指导温玉成和丁明夷，调查龙门石窟小型龛像并测绘双窑石窟等。

　　第三、宿白先生是至善的智者。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宿白先生以其深厚的考古学与文史哲功底，将本学科与其他边缘学科融会贯通、纵横驰骋，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宿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

　　云冈石窟本身形成的佛像、洞、龛、纹饰，艺术宗教思想等都值得研究，是核心中的核心。“云冈学”离不开云冈石窟。宿白先生提到的“云冈模式”的影响，就北方来讲，特别是山西，云冈石窟是第一个石窟，山西北部发现了一二十个石窟，唐宋以来的石窟有200多个。它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平城到洛阳，在这条道路上陆续存在很多石窟，当时的交通路线也是文化传播路线；第二条是平城到晋阳到邺城，这个沿途有南线有北线，无论从哪条线上看，每个线都有很多石窟。在这中间有许多变化。从洞窟的形制到佛像的特征都发生许多变化，这是云冈模式的影响，随着时代、地域不同在逐渐发生变化。

　　云冈石窟雕刻有很多诸神王像，包括很多神态各异的守护窟门的神将，暂称为“守门神将”，位于窟门或甬道两侧。早、中、晚期出现的“守门神将”，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比平城墓葬和平城佛教寺院可知，云冈石窟的“守门神将”来源于平城的佛教寺院。

　　梁有福 赵小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