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是我们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先秦时期，人们为了方便记忆，就将所见动物，诸如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民族图腾——龙，与十二地支相配表示人的出生年份，到了东汉逐渐形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十二生肖体系，甚至衍生出了较为丰富且全面的生肖文化，而这些内容不仅见于文献资料，在考古出土的墓志雕刻、随葬陶俑以及壁画内容中都有出现，如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以及河北宣化张恭诱墓、张世古墓等近20余座壁画墓中，均绘制了十二生肖图。

　　一、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墓葬

　　根据大同地区已发布的墓葬考古资料分析，在壁画或随葬墓志中绘制十二生肖图像的墓葬目前仅有2座，分别是1974年在大同城西纸箱厂发掘的辽代壁画墓、1984年在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发掘的辽代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

　　纸箱厂辽墓的十二生肖图绘于穹窿顶下端，与同期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壁画墓以及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壁画墓相同，为典型的人身人面兽冠执笏生肖像，面部浑圆，双目有神，均身着宽袖两色朝服，双手执笏，面向前方而立。人物头戴高冠，冠前各绘一生肖，北壁正中为鼠，其余生肖以顺时针方向排列形成十二生肖图像。这种题材的壁画在大同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中属首次出现，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在墓室内彩绘十二生肖的墓葬。

　　许从赟墓出土的十二生肖图像见于墓志盖盝顶。志盖中央线刻双凤纹，双凤首尾相接，呈展翅翱翔状，双凤纹左侧线刻“九游九星”图，右侧刻画“北斗七星”图，而星宿图外围又饰四周连续的曲尺纹，在曲尺纹的外围则是四刹收分的盝顶，每面线刻三个生肖图，并以顺时针方向为序，等距离分布于盝顶四周。生肖图形象与纸箱厂辽墓相同，人物面部浑圆，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头戴高冠，冠前刻饰十二生肖，双手执笏呈站立状。

　　此外，2021年在大同市智家堡村发掘的北魏吕续墓中出土了一件雕刻精致的浮雕彩绘石椁，石椁北壁彩绘鼠头鸟身、牛头鸟身两只神兽，与唐朝流行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有几分相似，但该墓未出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像，应属于生肖形象在墓葬文化中的早期演化发展阶段。

　　二、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墓志

　　除上述许从赟墓墓志中出现十二生肖图像外，大同地区还有7方唐代墓志也刻饰有十二生肖像，如《李仙及夫人墓志》《李海清墓志》《杜绾墓志》《尹旺墓志》《李公墓志》《张翁墓志》《李仙圣墓志》，其中《李公墓志》由志石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中央篆书“李公墓志”，周围绘“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图，盖周以花卉纹四刹收分，每一区域内线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像，以下部中间“鼠”生肖开始形成顺时针排序。在大同地区现存的十二生肖墓志中，生肖图与八卦图相配置的并不多见，目前发现的仅有《张翁墓志》同为此类配置。

　　总体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像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十二生肖像以兽首人身执笏像为主，是早期（北朝）写实动物至晚期（宋辽）人身人面兽冠执笏像的过渡阶段，其形象与北京延庆唐侯臣墓、陕西蒲城唐高力士墓、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墓以及湖南新化维山唐墓等墓葬壁画中绘制的十二生肖相同。其二，十二生肖的配置多由志铭、花卉纹及八卦图组成，未出现唐辽墓葬中常见的星宿图，更无其他唐墓与十二生肖配置的四神图。当然，志盖所绘空间有限，我们不排除其所属墓葬内壁上有类似配置图案出现的可能。

　　三、关于十二生肖图像的配置分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大同地区墓葬壁画及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的配置不尽相同。

　　纸箱厂辽墓与许从赟壁画墓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图像虽绘于不同的地方，但与其相关的图像配置基本相同，即十二生肖图像与天文星宿图一同出现于墓室或志盖顶部，是宇宙观与时空观在墓葬文化中的一种反映，体现了墓主与日月星辰相伴，追求生命永恒的愿望。

　　四、十二生肖图像的演变与功能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图像遗存，在时代上从北魏一直延续到辽代，期间十二生肖形象经历了“写实动物像—兽首人身像—人身人面兽冠像”三个阶段，并逐渐成为该地区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实动物像”最早出现于北魏，并一直延续到北周，如2021年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吕续墓出土的彩绘石椁上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图像就已经有了生肖像的身影，尽管该墓未发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但与鼠头鸟身、牛头鸟身图同时出现的还有玄武、朱雀、白虎、青龙四神图，这与北齐、唐代壁画墓中流行的“生辰像+四神像”极为相似。笔者推断，这类不完整的神像图，可能是十二生肖图像在该地区的早期演化发展阶段，是宇宙时空观在早期墓葬中的体现。

　　大约从隋朝开始，十二生肖图像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的“写实动物像”逐渐被身着宽袖大袍的“兽首人身像”代替，并在唐代得以广泛传播。在这个阶段十二生肖像基本脱离了纯动物像，呈动物拟人化形态。五代时，十二生肖像由隋唐时期盛行的兽首人身执笏像演变为人身人面手持动物像和人身人面兽冠像，其中人身人面兽冠像流行于宋辽时期，并成为这一时期生肖像的典型特征。而大同地区发现的生肖像集中在辽代早期墓葬，且均以人身人面生肖像为主，如大同纸箱厂壁画墓墓顶出现的十二生肖像与许从赟墓志志盖上刻饰的十二生肖像基本相同，均呈“人身、人面、兽冠”特征。金代以后，大同地区墓葬中再未发现十二生肖图像，同样，在本土其他地区的金及南宋以后的墓葬也未发现类似图像，自此十二生肖图像彻底消失于墓葬当中。

　　五、结语

　　大同地区考古发现的十二生肖图像表现形式多样，其承载方式主要为墓志、壁画、陶俑等，式样演变有北魏以来的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而诸如北魏吕续墓中出现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可能为该地区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及“人身兽首像”的艺术源头。到唐中晚期“人身兽首生肖像”在大同地区广泛流行，并以墓志的方式保存下来。辽代时受五代生肖像影响，“人身人面兽冠像”出现在大同地区的辽代壁画墓及墓志中。此外，就生肖像立、坐形态而言，大同地区生肖像受晚唐生肖像影响颇深，主要以站姿像为主。

　　从北魏伊始直至辽晚期，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习俗延续了近七百年之久，其与“四神图”“星宿图”或“八卦图”共同组成了当时墓葬文化中盛行的宇宙时空观及阴阳五行说，尽管其间十二生肖图像发生了从“物”到“人”的演变、生肖配置图亦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表现时空流转、岁月循环、阴阳互跟的含义未曾改变。因此，大同地区发现的包括许从赟墓、纸箱厂辽墓以及诸多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图像，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宇宙观、生辰观以及与其相关的葬俗文化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