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到洛阳,那是一条长长的过山过水的跋涉之路,那条路曾在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时,一个王朝的大军车辚辚马萧萧地渡过黄河南下攻伐刘宋,并获得了洛阳、滑台等中原要地,然后那个王朝的君以督虎牢关战事的名义赴河南,却去了洛阳那座氤氲着文化气息的城去看石经,那个跟随君王督战的以书法闻名平城的臣,在看洛阳石经的时候,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石经不仅仅是儒家的典籍,还是书法的范式。
皇帝亲自赴洛阳观石经,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石经的重视程度,或者他有了在平城太学外也刊刻石经供平城的学子们学习的想法,让国都平城的文化不输洛阳。只是从洛阳回师平城不久,那个君王抛下他的江山社稷走了,也把看石经的初衷留给了他的帝师以及他看重的臣,那君王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那臣是来自清河世家大族的崔浩。
在平城,书法大家首推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他们都是上承祖教,书法造诣颇深。北魏初年,崔宏、崔浩父子身居高位,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崔氏书法上承卫瓘,卫瓘祖上是代郡人,而崔浩的母亲卢氏是范阳书家卢谌孙女,作为一个书法世家的传人,想来崔浩赴洛阳看石经的心情是迫切的。
洛阳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是东汉年间刻录的,首开石经的先河,《正始石经》是曹魏年间用三种字体刻录的《尚书》《春秋》等经书,这些石经是洛阳太学的教科书,也是研习书法之人习书的范本。但战乱频仍,洛阳城头不时变幻着大王旗,石经也不是天下士子想看就能看到的,好在那场大战让洛阳划入北魏的疆域。彼时,北魏平城有了中书学、太学,但却没有来自先贤的石经,刊刻石经成为崔浩的一个执念,他想用那个执念来回馈先帝拓跋嗣对他的知遇之恩。
从那时起,崔浩开始给五经作注,开始书写《急就章》来给学书的学子们,求的人太多的时候,他把《急就章》剪开,一人拿一张条幅去临摹,然后再相互交换,历时多年,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书家,也让平城的书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书法也写得自成体系,和他的人一样棱角分明,刚直不阿。他为五经作注历时多年,把青丝也熬成了白发,也把学问做成了古代圣贤的高度。终其一生,在尚武的拓跋鲜卑王朝中,崔浩也为汉人臣子争得一席之地,皇帝重用汉人,平城学子们学习汉文化。还有就是他心里的那颗种子也开始萌芽,他获得了一个在平城刊刻石经石史的机会,把他的著述《五经注》和他主修的《国记》刊刻在石头上,这是他多年来心底的执念,也是一项可以让平城文化媲美洛阳文化的盛事。把《五经注》刊刻在石头上,平城学子们有了读正版五经的地方,也可以有学习书法的去处,把《国记》刊刻在石头上,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石头一样坚硬不朽,所以才有了历时几年的那个“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的书法碑林。只是当一个人的思维太超前、满朝文武跟不上的时候,很可能会徒劳无功,成为笑柄,正如那片立于通衢大道上书法碑林的命运,因为鲜卑勋贵的指指点点而遭到了毁坏,一代书法大家和他一生心血也随之陨落。
好在崔浩书法也逐渐形成一个流派,并延续了下来,与崔浩书法最相近的崔氏后人崔衡在献文、孝文两朝均被重用,再如黎广、黎景熙、郭祚等也皆习崔浩书法,他们成为献文、孝文两朝时的书法大家,那种用笔斩截方锐,笔画方硬峻拔,结体自由的书法风格,经常会落在平城墓志铭、造像题记上,然后站成了不朽的姿势,穿越千年时空便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平城魏碑的样子,正如那精挑细选的《平城魏碑十二品》便是平城魏碑的代表,具有荒率、自然、随性、天成的美感。只是少年皇帝拓跋宏嫌弃满朝文武跟不上他的思想高度,把都也迁到中原洛阳,那些平城书家车辚辚马萧萧地跟在他的身后,过黄河而随迁洛阳,并将平城的书风也带到了洛阳。迁都不久,孝文帝也曾带着一干臣僚“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历史细节似乎有些相似,只是那些书家和他们的后生学子们此后都浸润着中原文化的温润气息,书写方式自然也有了变化,便成就了后来洛阳魏碑的风格,一如今人在洛阳龙门古阳洞中看到的那十九方书法碑刻的体例,洛阳的魏碑和洛阳的石窟造像一样,都在由“拙”向“秀”渐变。
春四月,有幸随市委统战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家组赴河南,在河南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里看到了出土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残碑,那些石经隔着千年的岁月,穿越千年的时光出现在今人面前,看到石经时,那种悲欣交集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站在连风也比平城轻柔的中原厚土上,想象着千年前帝王将相赴洛阳看石经时的意气风发,感受到历史并不遥远,那些先贤的旧日时光和史书记载的细节触手可及,那些残碑虽无语,却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从流畅顺滑、含蓄跌宕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上的隶书,到带着马上民族彪悍方锐、筋骨瘦硬的平城魏碑书法,是那位叫崔浩的书法人皓首穷经终其一生努力的结果,无论是今天的《平城魏碑十二品》还是《龙门二十品》,想来都是魏碑书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些存留于无论是平城还是洛阳厚土上的魏碑书法,如同黄土地里的庄稼样质朴无华,一茬又一茬自然生长,然后长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模样,这样的书法可“上窥汉秦旧范,下察隋唐习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