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8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成都闭幕，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在大同开幕。这两大体育盛事都因为新冠疫情而从2022年延期到了2023年，但是赛事背后的体育精神、价值追求并没有衰减，体育激情燃烧在主办城市。

　　说起大同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很多大同人是充满历史自信的，诸如培养了哪些在国际大赛上拿奖牌的运动员，哪些项目曾经傲视三晋，哪些国企的职工体育一度实力强劲，真有些如数家珍的感觉。

　　“体育”是个外来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作为文化现象和文明产物，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人类学研究显示原始部落即以格斗等竞技方式决定酋长的产生。考古更是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就出现了摔跤、击剑等体育形式；至于古希腊的摔跤、拳击、搏击以及运动会等更是对后世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古希腊那样充满酒神精神的体育盛会，但也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体育活动和竞技项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汉之前流行的竞技项目有射箭、击剑、摔跤和蹴鞠等。射箭比赛因重在展现参赛者的礼仪风度，还被称为“射礼”。近年来在一些高校复兴的投壶比赛，就是由射礼演化而来的体育项目。

　　中国古代体育受儒家礼制影响，重德而不尚力，不强调争第一夺冠军。例如古代射礼中，比赛更看重射手的体态、姿势，如果没有射中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问。孔子、荀子、墨子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还鼓励学生射箭。不过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强调的是射手在上堂比射时要遵循一系列礼节。在乡射礼中，射手的举止还要符合《驺虞》的音乐节奏，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大同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城市，长期在民族交汇的长城地带扮演着节点角色，尤其是都城和边镇岁月更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繁荣。这些繁荣景象里就蕴含着古代体育蓬勃的影子。

　　古代大同特定的民族交汇、政权交界等地缘因素，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更显“戎”即战争要素的作用力。不同民族和战争因素的长期存在，长城地带的传统礼制影响力相对较内地要弱，军事需求客观上推动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马术、射箭因在战场上广泛使用而备受重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战马上射箭技术引入赵地并同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将古代射箭推向了一个高潮。今天的云冈石窟、灵丘县都有赵武灵王骑马弯弓的雕塑，这位改革家在军事驱动下推进了赵国的射箭运动和驭马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赵武灵王也是一位古代军事体育先驱。

　　西汉早期发生在大同的白登之围，让当政者领教了匈奴人骑射的厉害，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提升射箭、骑马本领的重要。战争驱动，学习射箭成为当时全国后备兵员的首要本领。《汉官仪》记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射箭、骑马成为了国民性的素养。晁错论述汉匈战争形势时即说，匈奴军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军骑射水平不及匈奴，所以军队中骑射训练更受重视，李广、甘延寿、赵充国、公孙贺、李陵等都是精通骑马和射箭技艺的骑射高手。《汉书·艺文志》就有相当的篇章谈论射箭、搏击、蹴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育文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体育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少数民族纷纷立国还是拓跋鲜卑部统一北方，“取士拔才，必先弓马”，射箭、马术等运动继续发展，甚至逐渐超越实用功能显现出精神需求的功用。灵丘觉山寺立有《皇帝南巡之颂》石碑，记载了和平二年（461）北魏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巡视太行山东麓诸州返经灵丘时与众臣在笔架山竞射之事。大同市博物馆的大厅壁画《北魏贵胄出行图》就醒目地展示了北魏生活中的骑射元素。仝家湾、智家堡墓葬的壁画、棺板画也反映了北魏时的骑马射猎，其主要目的是练兵习武，兼顾娱乐。《北史·魏诸宗室列传》记载，北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华林园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将一个大型银质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余人进行竞射，射中者获得酒杯。最终，濮阳王元顺射中银杯。这次比赛可被视为中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国际汉学界有人将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共称为鲜卑国家，从体育角度看亦然。在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北方民族骑射、投掷、角抵（摔跤）等竞技运动的影响下，晋代以来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崇饰华竞，祖述虚玄”之风逐渐得到改变，崇尚健康武勇的价值观得以回归，最终掀开了隋唐的体育新篇章，生发出无数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景观。

　　马球是与骑术密切相关的运动，据说起源于公元前525年的波斯，后来传入中国。曹植在《名都篇》中就写道，“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击鞠壤”即“击鞠”和“击壤”。“击鞠”就是马球运动；“击壤”则类似大同人所说的“打岗”运动，将一块长方形木块侧立于地面，竞技者在三四十步之外用另一木块抛掷，打倒竖立木块为胜。

　　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草原上的强劲北风南渐，各地马市趋向繁荣，在《木兰辞》留下对马市的描述之际，赛马、马球、马戏等马术类运动也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及至唐朝，马球运动广为盛行，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简直成了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想象隋唐之际，秉承多元文化和豪迈之风的马球赛场上，健康英武的运动员“东西驱突，风回电激”，胡风浸润下的观众呐喊声声，形成狂欢的海洋。

　　两宋辽金时期，长城地带由北方民族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的拉锯之地再度演变为北方民族的控制区域。近世的考古学家在长城沿线的一些墓葬中，多次发现反映当年体育活动的壁画。张家口宣化辽墓壁画上就有3个儿童在玩跳绳，两个儿童在摇荡绳子，一个正在起跳，绳子从脚下飞过。当然，跳绳运动起源更早，我国汉代画像石上就有单人跳绳的图案。《说文解字》说：“绳，索也。”《小尔雅》解释：“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跳索和跳绳，本质上一样。《北齐书》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这种“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的单人跳绳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梁学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则记录了多人轮跳的方式，每到农历正月十六成群的儿童便聚在一起拿出一根长绳，“两儿对牵，飞摆不定，若百索然。群儿乘其动时轮跳，以能过者为胜”。这种多人轮跳的方式时称“飞百索”，至今形式未变。

　　上世纪30年代，辽政权的东京遗址（今辽宁省辽阳市）出土了一件八角形的辽白瓷罐，表面上绘有一组契丹童子角抵的场景：从两个契丹童子对面蹲着等待比赛，到赛前准备、开始角抵等。这些图像虽然描绘的是童子角抵活动，但已把契丹人角抵比赛的场面以及运动员、裁判员的表现都刻画了出来。民族史专家金启琮教授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材料的研究比对，认为中国式摔跤源自于契丹和蒙古族。作为辽金西京的大同，同样会有着此类跳绳、角抵等体育活动盛况。

　　明清大同的军事价值和商业崛起共同推动着以武艺为代表的体育发展，至今大同的不少武术流派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说明着曾经的耀眼，也吸引着今日的传习者。也正是在明清那个火器发展的背景下，射箭之类的运动逐渐从军事领域演变为纯粹的比赛项目。

　　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项目经过流变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枝繁叶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元素，也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一场又一场现代体育盛会接踵而至，关注赛场上的风云争霸，也解读历史烟波里的独特印迹，获得的会是更丰盛的体育文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