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城口村位于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乡桑干河南，大同睡佛之首马头山脚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魏书》之《太祖纪》载，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后，为开辟南下中原便捷之道，下令“大开（京都平城）南天之门”，与“定州大道（定州至蔚县）”贯通。时“南天之门”位于今瓮城口村马头山东侧，其“南天门”之称一直延续至今。据学者马志强关于北魏《京畿范围帝后驻跸遗迹考察》一文载，帝后出巡每六七十里设驻跸之地，据此可推断，瓮城口村在北魏迁都平城后曾设有行宫。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元年，迫于大同府复杂多变的边防形势，在瓮城口设军事驿站。《大明会典》载：“大同府南七十里有瓮城口驿”。清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载：“云中驿（在大同府治东），又东南七十里有瓮城口驿，俱洪武中置。”后《山西通志》亦载：“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设瓮城口驿，后移至大同府西。”瓮城口驿站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具备特殊的交通环境和防守功能，故驻守大量守军，是明朝西北边防重要的军事屏障。《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之五十六章载：“升赏大同瓮城口等地方获功被伤官军二十九人有差，仍赏太监梁玉、总兵关张安各银五两纻丝一表里。”瓮城口驿站因其扼守南下中原交通要冲，人口聚集，又为商贾贸易兴盛之地。万历二十三年（1595），大同巡抚梅国桢函邀文学大家袁中道来大同府做客，其间袁中道游览恒山，途经瓮城口驿站，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游恒山宿瓮城驿》，该诗将明代瓮城口驿站千年斑驳的历史，以及四海宾客会集、商贾之繁盛描写得淋漓尽致。此外，明万历二十六年，汤阴人魏大本任大同知府，作诗《渡桑干望瓮城驿》；天顺四年，大同巡抚韩雍作诗《瓮城驿亭》等，均对瓮城口驿站当年的盛况有所描述。瓮城口驿站于清中后期迁至大同府，宣统三年（1911）撤销。

　　瓮城口驿站退出历史舞台后，作为险要的地理环境及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其军事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0师358旅、359旅先后挺进大同南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其中，瓮城口村殿山抗日根据地便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根据地。1937年6月，八路军359旅718团陈宗尧派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大同南山一带出现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瓮城口群众为山上根据地的战士积极筹措军粮，帮助运输战备物资，始终走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日军攻陷平津后，分兵沿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整个华北地区，其中又把沿同蒲路南下，夺取山西作为战略重点。晋绥军第34军杨澄源所部第196旅和第203旅移师桑干河南岸，经大王村、后口至瓮城口间设兵布防，后又令第19军王靖国所部在瓮城口至应县间布防。1937年9月，日军开始分路向晋北进攻，并以主力由蔚县直趋广灵，矛头指向平型关，八路军120师358旅、359旅奉命前去驰援。日军的另一股主力又扑向忻口，晋绥军第196旅和203旅酌留两个营警戒后口至瓮城口之间的防线，其余主力部队移师狼峪口至水峪口间布防。9月12日，日军攻陷大同。9月16日，日军从大同城扑向瓮城口村，突破晋绥军防线，然后逼向浑源，次日八时浑源县城沦陷。此后，日军抓捕瓮城口村民在原北魏、明代官道的基础上修建一条水泥公路。

　　1938年5月，大同县政府成立，在吉家庄、麻峪口、河头一带设抗战一区和工作组。王贵卿时任组长，他曾秘密潜伏在瓮城口村陈立山家中，组织当地群众多次破坏切断日军的水泥路补给线，并从山上撬下巨石作为围堵路障，砸毁日军的运输车辆，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日军愤而血洗瓮城口村，抓获尚未来得及转移的群众十余人，全部残忍杀死。

　　1942年10月，桑干河工委副书记于振光在大同县黄土坡村发展党员四名，建立大同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之后，在瓮城口村发展三名党员，成立了大同县第三个农村党小组。由于桑干河工委杨一平叛变，于振光同志牺牲，杨一平供出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名单，日伪军搜捕杀害部分党员，打散了大同南山抗日队伍，基层党组织和村政权遭到严重破坏。1944年2月，中共晋察冀五地委第二次组建桑干河武工队，驻扎在瓮城口殿山作为根据地。同年7月，再组建中共桑干河工委，在武工队、民兵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袭击日伪军据点，做伪军及其家属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其活动范围发展到大同城下。截至1945年8月底，大同县8个区所辖村庄抗日游击小队人数发展到2712人，抗日战勤小队人数发展到5966人，抗日自卫队人数发展到7342人，其中瓮城口村绝大多数的青壮年都加入到了革命抗战队伍，这是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取得大同地区抗日战争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同，大同城和平解放。瓮城口人民载歌载舞，他们以主人翁的雄姿，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