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莉英

　　近日，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部分文史专家沿着鲜卑拓跋部的迁徙路径等进行考察调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探访了鲜卑拓跋部的“祖宗之庙”嘎仙洞。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马志强认为，鲜卑拓跋部的“祖宗之庙”嘎仙洞和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在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说，嘎仙洞祝文与云冈石窟艺术都是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记忆丰碑。

　　马志强认为，大鲜卑山是鲜卑拓跋部的精神信仰所在，寄托着他们的无限向往和希冀，但南迁大泽之后，又经九难八阻到匈奴故地，之后都盛乐徙平城，在数百年南迁的过程中，随着与大鲜卑山的距离越来越远，后人对于大鲜卑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模糊。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拓跋焘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统一了北方，远道来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者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发现了鲜卑旧墟石室。拓跋焘于是派人前往告祭“祖宗之庙”，并刊祝文于石室之壁，祝文就保存在《魏书·礼志》中。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经过几年的反复调查，终于在1980年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内找到了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

　　马志强说，祝文共19行201字，为汉字魏书，隶意浓厚，古朴雄健，祝文内容与《魏书》所记基本相同，从而证实了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是拓跋鲜卑族的发源地，也是他们的“祖宗之庙”。从石刻祝文中可以看出，从平城出发告祭团队的组合，其中谒者仆射库六官是乌桓人，后来融于鲜卑部，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胡人”的范畴，是朝廷临时简选的心腹。中书侍郎李敞、傅㝹是汉人高官。库六官与李敞、傅㝹的组合明显带有民族合作的意义，他们联袂而北上，也高姿态地显示北魏政权的胡汉合作模式；而祭祀品三牲用的是骏足（马）、一元大武（牛）、柔毛（羊）之牲，而汉族传统祭祀活动的三牲用的是牛、羊、猪，谓之“太牢”，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可以看出北魏这次祭祀从三牲的构成上有明显的鲜卑拓跋民族特征，这一方面表示当时拓跋族汉化及改革正在路上，另一方面也是要表达与东北其他民族的亲近和对北方传统习俗的认同。这次祭祀以及镌刻祝文，既有寻根祭祖的意味，又有宣誓主权的意图，还有表达民族融合和进行文化交流的目的。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嘎仙洞，还是发现祝文之后试掘出土的文物，以及现在守护在那里的鄂伦春人或其他少数民族，都充分表明了嘎仙洞保持着鲜明的民族融合记忆。

　　马志强还说，北魏建都平城后，秉承着传统的石室情结，加持“帝佛合一”的政治宗教理念，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朝代、多个民族共同雕凿而成的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是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对于北魏时期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有着一定的反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举措，也是绝无仅有的民族融合记忆丰碑。鲜卑拓跋部从寻根嘎仙洞到云冈石窟的开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北魏民族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魄，这也是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强大的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