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晋商开拓并主导、沿线商民共同参与运转的中俄万里茶道，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持续兴盛，成为继丝绸之路后，沟通欧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在万里茶道的形成和历史变迁过程中，作为晋商原始资本积累地、万里茶道必经之地和重要商埠，大同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晋商得益于明初“开中法”的崛起阶段、明中后期“蒙汉互市”的壮大发展阶段和清初“中俄条约”签署后的鼎盛阶段，这些都与明清大同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同见证了晋商由盐商、粮商到茶商的发展轨迹，以及称雄商界500余载的发迹史。

　　明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农、牧区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以农立国的明王朝，不仅无力控制北部辽阔草原，而且不得不随时应对蒙古骑兵南下劫掠。因此，“高筑墙”就成了明王朝贯行始终的基本国策。历久不断的“高筑墙”，致使人、财、物向北部九边防御线源源不断地集结，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蒙汉交界地区的开发，缩小了南北经济的差距。“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寨之所无者”。同时，“高筑墙”并没有真正中断蒙汉间的交往，或冲突，或朝贡，或马市，最后以“汉达兼利”的互市贸易方式结束。居于河东盐区、粮棉区和大同镇军事消费区、蒙汉贸易区之间的晋商，占尽政策和地缘优势，集粮商、盐商、茶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蒙汉互市贸易过程中，兴起于商界，继而成为开拓万里茶道的主力军。

　　（一）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且关系国计民生，历来都是官府专营。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官府把食盐贸易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日益变得不可能。因此，宋代以来就有放开国家垄断，允许指定的官商进行经营的议论。明政府为解决“九边”八十多万驻军的粮饷供给，实施了军屯、民运粮制度。鉴于军需边粮的日益增加和运输困难，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行省上书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同意了这个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引的“开中”之法。“盐法边计，相辅而行”，这个最早于大同镇推行的开中制一出，立收“转运费省而边储充的效果”。其后，九边各镇“多招商中盐以为边储”。开中制在大同镇的实施，几乎贯彻整个明代。

　　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封闭对抗状态，大同镇边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作为“隆庆和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政府在大同等镇边重开马市，结束了明蒙近两百年的朝贡贸易制度，大同地区的蒙汉贸易合法化、制度化和长期化，开启明蒙政治经济关系新局面。大同镇边出现了“军民乐业，即唐虞之世”的安宁景象。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山西镇、大同镇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的边镇，宣、大二镇又是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以“极临边境”的优势，开中法一实施，山西商人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成就了一大批边商，边商又多为晋商。占据河东盐区、粮棉区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集粮、盐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过程中，攫取了第一桶金，并兴起于商界。

　　随着弘治年间折色开中的实施，盐商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地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内商”兴起，边商“式微”，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衰亡。一部分晋商又由边商转内商，举家南下淮浙，并寓籍于两淮地方。如太原阎路楚的祖父和父亲，先纳粮报中于宣大边镇，换取盐引，后“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筴盐”,“举家迁居扬州”。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居淮盐集散之地扬州，从事淮盐买卖，从中牟取利润。蒲州人王瑶，襄陵（今襄汾）人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式等，都是有史可查的在扬州发家致富的晋商及其后裔。据乾隆、同治《两淮盐法志》以及地方文献资料中记录有李承式、 高邦佐等众多在扬州的山西商人及其子弟。这些山西商人及其步入仕途的子弟，均与淮盐经营有关。

　　另一部分晋商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特别是隆庆和议为这部分晋商又提供了一个新机遇。“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为了开好马市，官方“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大同不仅是小商小贩的求生之地，也成为晋商大贾的云集之所。于是，山西商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两淮盐区竞争激烈的市场，逐渐在自己原本就十分熟悉的沿边广大地区开辟了丝织、布匹、盐铁、粮食等行业的广阔市场。

　　隆庆和议之后，大同镇北边“战斗之民，转而趋南，烽燹之场变而殖禾黍”。同时，成为江南与蒙古区域交易市场的中间的大同镇，商业繁荣，市场扩大，为晋商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加之蒙古区域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批巨商富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商在“开中制”“互市”等政策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纵横天下、称雄商界五百余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大同作为大同镇的镇城，同时也是大同府的府城，一直担当着晋北区域中心的功能。清统一北方长城内外后，边镇变腹里，占有重要军事防御地位的大同，逐步演化为晋冀蒙交界区域重要商埠。正是由于有大同贡道和大同马市的存在，才使得明代后期大同商贸繁盛、客商云集，也使得晋商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通过大同打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北路通道，从而打开了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道。作为通往“西口”或“东口”间重要的集散中心，在 17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 300 多年间，大同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性节点城市。

　　（二）

　　处于桑干河中上游的大同地区，有着深厚的黄土堆积和充足的日照，却又苦寒的气候，使得历史上农耕、驻牧两种经营方式曾经反复交替。只是到了明代，军屯导致长城边墙内的大面积耕垦，出现以卫、所、城、堡为代表的新城址与聚落，才使得农业经营方式被稳定下来，再也没有逆转为以放牧经营为主要方式的生态环境。“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正因如此，清初，明朝的卫所制度并未马上废除，而是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管辖单位大约存在了80多年。随着大同镇长城沿线军事城堡职能的消失，先是裁撤合并卫所。后在雍正三年（1725），将天镇卫、阳高卫改为天镇县、阳高县；左云卫改为左云县。在这期间，卫所内部“民化”、辖地“行政化”的过程加速。最终卫所转变成县域中心，屯堡裁撤、消亡或变为乡堡。明代大同镇边的卫所、屯堡逐步转变为市镇、乡村聚落，具有行政职能的城镇蔚然兴起，农业生产、市镇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并为日后成长为商业重镇奠定了基础。明时大同是抵御蒙古部族袭扰的军事重镇，虽一直硝烟不断，但边墙两边蒙汉交往始终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或朝贡，或私市，或互市。入清之后，凭借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在继承明大同军镇繁华富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

　　清前期，延续沿边明蒙汉互市的商业贸易轨迹，汉族商人向北不断深入蒙、俄乃至欧洲，北路贸易异常活跃。清廷即在山西杀虎口、山西归化城、直隶张家口、直隶多伦诺尔这四个北方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设置榷关，征收商品通过税。

　　杀虎口是清初第一批设立的榷关，杀虎口还是山西境内的第一个榷关。乾隆二十九年（1774），山西巡抚和其衷奏请开宁鲁口以通商旅，以便民生。“由宁鲁口出入计至左云县仅止五十三里，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于是在左云县属宁鲁口添设税口，税务仍由杀虎口监督派人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经由大同府出得胜口，道路平坦，车辆可通行，比经由宁鲁口或杀虎口至丰镇发卖，路途近了许多。

　　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万里茶道的序幕，雍正六年（1728）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市，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驻买卖城与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140多家，迎来了晋商万里茶道的成熟期。“万里茶道”南起福建五夷山等产茶区，顺长江，逆汉水，过黄河，穿山西北上后，货分两路，一路走西口（今山西杀虎口），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继而北上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贸易重镇——恰克图，从这里转口销往俄罗斯，继而西至欧州。

　　大同位于西口和东口的交叉点上，往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马帮、驼帮终年不绝”，货物在这里仓储、分装、打包后，再往西口或东口榷关。仅大同城内的钱铺“竟达三百四十余家”，还有外地驻同会馆即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南会馆四处，各大商帮云集于此。“南关（南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坊。”

　　大同古城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车队、驼队、马队北上蒙、俄的人畜休整地、货物集散地。毛口袋是旧时商贾马帮驼队长途贩运的必备工具，俗称“驮子”。清道光《大同县志》载：“（大同城）其匠艺之最众者，尤有毛袄匠、口袋匠十倍于他处。”这些大量生产的毛口袋，是为过大同古城继而北上草原的商队准备的。

　　围绕俄蒙市场展开的清代北路贸易，由大同北上主要形成了以下三条相对固定的商路：

　　第一条：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国际商路，山西商人在福建等地贩运茶叶大都稳定地由这里前往俄国，尤其是恰克图市场兴起之后，这条商道的驼队、马帮运送不绝。

　　第二条：经大同、杀虎口、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这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商道。

　　第三条：经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东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这是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

　　晋商由大同古城出发经由东口、西口移师北上，开辟了经漠南、漠北并直达俄罗斯中心腹地的茶叶贸易之路，大同成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大同“北方商埠”、贸易中心的地位确立。清代大同城车帮、马帮、驼帮终年不绝，是连接蒙、俄的商品集散地，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

　　活跃了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曾经在地球北部镌刻下一条深深的印记。万里茶道是一条商贸、文化、政治、民俗等共生的商道，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作用。明代大同镇不仅是九边重镇，还是促进晋商兴起的开中制的最早实施地，同时又是蒙古“入贡”必经之道、蒙汉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到明朝后期，由于“隆庆议和”后的明蒙互市，大同更是成为了对蒙贸易的集散地和中枢，晋商在此完成了原始积累。清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后，大同逐渐完成了从北部军事重镇向区域商贸中心的转化，晋商由大同东去张家口、西出杀虎口，进而北上恰克图，至此大同便成为了万里茶道物资流通的中转站和重要商埠。

　　（作者系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