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大同华严寺，殿宇恢宏，塑像庄严，为历代香火繁盛四方善众云集之地。它历经千年，几度兴衰，仍保持了较大规模和旺盛的香火。其变化沿革，一方面反映了大同地方兴衰的历史变化，一方面也见证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

　　一、大同华严寺概述

　　大同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古城内西南隅，清远街南侧，是一座坐西向东、殿宇巍峨、气势恢宏的辽代皇家佛教寺院，距今已有980余年的历史，依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寺内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6.6万平方米。大雄宝殿居国内古代寺庙殿宇单体体量之首，薄伽教藏殿是寺内最早的建筑，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殿内雕塑、木构，均为辽代原创，被誉为辽金艺术博物馆。

　　华严寺是由辽代皇室投资，在旧寺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并在辽清宁八年（1062年）扩建并命名为华严寺。辽金时期，纷争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无法在现实中求得一片安宁乐土，在客观上为宗教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王室贵族常出资兴建佛教寺院，佞佛、崇佛举世闻名。当时最发达的佛学是“华严”，华严寺的扩建命名自然水到渠成。后来“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金代依旧址重建。明宣德、景泰年间又大事重修，补塑佛像，明中叶以后上下两寺各开山门，于是有了上、下华严寺之说。清康煕初年再次对被战火损毁的寺院进行修补，但风光难现。2008年，大同市启动名城复兴工程，依据寺内“金碑”记载，投巨资对华严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恢复了辽金时期大华严寺的鼎盛格局，如今已是大同古城内的一颗散发着古韵的明珠。事实上，早在1961年华严寺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的宗教地位也不可小觑，在辽代时就是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的场所，历史上也一直作为重要道场被使用，到了1983年华严寺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确定为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

　　此外，华严寺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作为辽代的皇家寺庙，大同华严寺是少有的保有契丹一族原有习惯东向而建的木构佛寺建筑，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平綦、藻井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可谓享誉天下。薄伽教藏殿中的“天宫楼阁”独具匠心，气势恢弘，梁思成先生赞誉其为“海内之孤品”。

　　二、华严寺与民族融合

　　大同华严寺作为辽金时期重要的佛教建筑，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华严寺的主要建筑虽在辽朝建成，但每逢战火后都会进行补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在这个建筑群中留下了独特的痕迹，更不必说，华严寺本身就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可以称得上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它的建筑构造、塑像造型、独特的大殿装饰等等都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体现。

　　华严寺中最明显的具有民族融合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建筑本身。华严寺的大部分建筑都在辽代建成，辽代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同即辽西京，华严寺为西京地区主要的华严宗寺院。华严寺的主要建筑都是坐西朝东，这就是文化碰撞、融合之后所产生的。契丹族崇拜太阳，崇日是契丹人最重要的信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契丹好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在辽朝无论是吉仪、军仪还是嘉仪，任何朝廷礼仪及重大活动都有拜日之俗。这种原始信仰在华严寺的建筑风格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在华严寺的整体布局中，也存在着很多建筑依然保留着传统汉族建筑的布局习惯，如海会殿依然坐北朝南。因此可以看出在建筑上，契丹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观念，而是与汉族传统风格得到了融合，甚至于建造时多用居于幽、蓟、并等地的汉人熟练工匠，也使得契丹族的建筑方式更加多元化，拥有文化融合的特质。如华严寺大殿的柱网平面和“金厢斗底槽”的形式相近似，内外柱同高，就忠实地反映了辽代契丹建筑风格，用明栿、草栿两套屋架又可看出是承袭了唐代建筑的衣钵。整体建筑在艺术处理上古朴、大气，细节方面不失灵活与细腻。建筑艺术以适用为主，在庙宇装饰上，则趋向于精雕细琢，显得华丽富贵，矛盾中充斥着和谐，这正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后产生的奇妙反应。

　　其次，大同华严寺的塑像也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集中体现，造像虽有唐代风格的延续，但又明显不同。华严寺中的造像更加注重面部神态，表情丰富生动，衣饰变化丰富而又内敛，华丽却不张扬，人物更具动感，体态各异。造像中最精彩绝伦的是菩萨，最能反映出契丹民族佛教造像整体艺术水平及审美风格。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四身较大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容安详，神态端庄，微含双目，眉若细柳。普贤菩萨戴三叶云头形花冠，观音、地藏、文殊菩萨头戴高花宝冠，宝冠饰以缠枝莲花纹、卷草纹，花纹间穿插有莲和云团造型，整体鎏金，工艺精湛，生动别致。冠上垂下的宝绪缯由耳际顺两肩斜伸于肩及肘处，分段绑出明显的花结，这是辽代菩萨宝冠常见特征，高冠更是辽朝独有，在当时辽代贵族中较为流行。四大菩萨的造像又凸显出隋唐的风格，腰束长裙、长袍宽袖，裙腰各有两条束带，衣纹叠落有序，自然生动，宽松自然的裙裳继承了中原地区菩萨造像之特征。而作为众菩萨中身姿最为婀娜的一尊，尤为著名的合掌露齿菩萨，皓齿浅露、合手微笑，体态丰盈，优美婀娜，披天衣，着长裙，潇洒自然，打破了千年来女子“笑不露齿、衣不露体”的成规，使观者无不对契丹民族豪迈不羁的艺术创造力而感叹，这与西方从古希腊就延续下来的以直白、明晰、奔放的姿态，半裸或全裸的形式的展现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华严寺的壁画更是不可多得的见证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艺术瑰宝。辽金壁画大多取材于佛教，且多为说法图、本生故事、经变壁画等。其规模都较大，构图中主佛突出，设色以朱砂、青绿为主，间以使用石黄、赭石等色。自古塑绘同源,按照惯例,华严寺在建成之寺内所绘壁画自然以华严经教义为旨，然而辽代建的大雄宝殿大部分在兵火中焚毁。但华严宗在金代依然兴盛,与大同临近的五台山是华严经的重要讲经道场,金代的华严寺基本上按照辽代的布局基础，重建了九间殿(即现大雄宝殿)和七间殿，又构筑了慈氏菩萨和观音菩萨降魔两阁以及会经楼、钟楼、山门、朵殿等。那么，华严经变情节在寺庙中的绘制始于盛唐，盛行于中晚唐，终于宋，可以说是汉民族的独特艺术，如敦煌中晚唐、五代及宋代洞窟中就有绘制此类内容。金在建殿之初，就按普遍流行的佛教华严经的教义和仪规结合本民族的人物特点重新绘制壁画，正是缘于与宋在军事、政治上进行较量的同时，又积极吸取汉民族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并与之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雄宝殿的壁画几经战火焚毁，又重新绘制，可以说是辽金以来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政治、军事上较量，文化宗教上互化或相互影响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资料。

　　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长河中，少数民族接续在大同地区建立政权，拓跋鲜卑之北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等等，大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华严寺在这种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下，民族文化融合的色彩大大加强。建筑、塑像、壁画都反映出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正是他们的不断交融、创新，诞生出了华严寺这朵佛国世界的奇葩。   

　　（作者系大同市统战事务中心主任 文博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