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这次融合不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是我国历史上仅见的。处于这个时期中心点的北魏平城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是达到了高潮。国庆前夕，为了全面加强我市“三交”历史文化挖掘整合，更系统地反映大同区域在中华民族“三交”史上应有的特殊位置与丰富性，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高校教师、文物专家和文史学者，赴甘肃省实地考察调研，探寻北魏平城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河西因子”。

　　魏晋时期，天下方乱，惟河西独安，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加之，“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从而形成了“渐具地域性质”的河西文化。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物质文化的借用、吸纳和移植，也有制度及精神层面的深度整合。河西文化处于中华传统文化在河西走廊这一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文化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亚西亚文化后所产生的地域文化，是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

　　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破姑臧（凉州治，在今甘肃武威），灭北凉后，迁北凉各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对以平城为中心的北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讲：“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一、儒家文化

　　自汉末丧乱，官学日废，转而家学。河西安定，中原避乱的世家学者，于此传道授业解惑。加之，五凉统治者不论是汉人还是氐、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大都敦崇儒学。

　　前凉程骏，为著业凉城的大儒刘昞之徒，曾任北凉东宫侍讲，后拜北魏著作郎；北凉江强，随祖先避难凉州，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博通经传”“经目则诵”的阚骃，曾任北凉尚书，注释有《易传》和《十三州志》，后入仕北魏，任从事中郎，死于平城；号为“儒林先生”的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平城立学馆，授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这些对平城儒风的兴盛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同时，对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改革，在思想上起了引导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为隋唐时期形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永嘉之乱，中原动荡，世族文人纷纷避祸河西，区区河右，学者云集，致使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客观上为本地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智力支撑，同时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便利。

　　二、佛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南北两地民族大迁徙所引发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持续三个多世纪。民族和宗教是这个时期的两项核心问题，少数民族政治家们把奉佛作为入主中原的南面之术，大力支持佛教，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北凉昙无谶在河西译《大般涅槃经》，凉州城内有三百多人的译场，“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河西佛教一时极为兴盛。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大批高僧被裹挟而来，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等域外僧侣，以及来自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的僧侣汇聚平城，其中有西秦国师玄高、罽宾国高僧师贤、凉州高僧昙曜、凉州禅师慧崇和玄高弟子玄畅等，他们带来佛像、佛经、佛教造像艺术，参与平城的佛教规建、佛经翻译，平城佛教势力大增，从而成为北中国佛教的新中心。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主要缔造者是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疏勒人、龟兹人、高昌人、羌人等率先在西北开凿了克孜尔、敦煌、天梯山、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平城武周山石窟的开凿是由拓跋鲜卑主导的、以昙曜为代表的西域以及凉州高僧主持的、包括凉州工匠在内的各族工匠参与的一项国家工程。凉州僧团是雕凿云冈石窟的主力，云冈石窟的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与凉州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凉州石窟模式开启了云冈石窟造像的序幕，加快了云冈石窟从印度风格向中国化风格的转变。云冈石窟是在凉州僧众、工匠主导下，博采众长，融合北方诸民族之智慧而共同演绎的富丽堂皇、场面盛大的艺术文化盛宴。

　　平城时期，中亚、西亚及西域音乐东传，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很突出的一项。其中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悦般乐等，皆以凉州为中介，在这一时期传入平城，为北魏宫廷音乐所采纳，对北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考察云冈石窟各期，都雕刻有大量供养人、伎乐人。仅以第十二窟为例，有高鼻、深目、卷发的异族人，也有地道的中原人。其服饰多为袒上身、挂璎珞、下着牛鼻裈、赤脚，这是一种佛化了的北方民族服装，有天竺味，也有西凉味，更多的是东北乡土味。再看伎乐人所使用的乐器，有箫、瑟、琴、笙、埙等中原古老的乐器，有琵琶、笳、觱篥、唢呐、羌笛、羯鼔、螺、铙钹、碰铃等少数民族乐器以及经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器，他们共处一窟，在佛主面前，演奏着一曲曲民族融合的交响乐。

　　三、丝路文化

　　河西走廊是一条地理上的走廊，也是一条历史文化的廊道。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河西走廊便成为连接东西的一条政治军事之路，也是经济文化之路，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依托和载体。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兰州、天水等地逐步发展成了国际性的都会或重要城镇。史载丝绸之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汇，日有千数”，天水“繁富大出于陇右”。丝绸之路融合荟萃东西方文化，在甘肃各地博物馆中出土文物异常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品，呈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

　　统一北方的北魏，国势益盛，威震西域。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考量，太武帝方勤远略，求异俗而扬国威，立“四夷来朝”“万国慕化”的清平盛世，以积极的姿态与域外沟通。董琬、高明等人西使，使一度沉寂的中西间官方往来又频繁起来，报使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兴盛局面。

　　四世纪以来，中亚商胡在河西走廓的敦煌、酒泉、姑臧等地驻足，形成聚落，以为东进之根据。北魏通西域后，随着自由商贸的快速发展，西域商胡在中土、平城定居的人员也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的平城墓穴中，有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壁画，其内容、技法酷似龟兹石窟壁画和河西嘉峪关十六国时期的墓画，众多中西文明交融的画面，将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形象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墓葬中还有诸如来自波斯的金银器、鎏金铜器、银币，来自大秦的玻璃器等，成为今天我们探讨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关系的重要物证。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是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阶段。处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的北魏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平城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融合，文化交流认同，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文化形态和兼具东西的社会生活，丰富而生动。太延五年，东迁平城的凉州世族文人，大多入仕北魏，修史书、典经籍、订礼乐，将保留下的汉魏文脉在代北平城重新播种、发展。与此同时，平城经河西至西域的交通再度畅通无阻，居留于河西的西域僧人和商胡也东来平城。加之，南北交聘经年不断，使得胡汉文化、南北文化、中西文化于平城杂糅融合，形成了兼纳百川的文化格局。

　　历经中华民族的历代经营，让河西走廊逐步繁荣并发展，成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区。考察组沿河西走廊自东向西，由天水、临夏、兰州、武威、张掖、嘉峪关至敦煌，行程一千多公里，期间古城、石窟、长城、关隘、驿站以及博物馆，让大家深深感受到河西走廊厚重的历史美和人文美的同时，也对北魏平城时代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河西因子”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