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孟麟

　　本文是作者拜读当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后有感而作。钱穆先生在90年前到访大同，参观云冈石窟之后感叹“诚千古所稀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寥寥数语，给予了云冈石窟以极高的评价。此文是研究云冈石窟名人访问资料的又一补充。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与吕思勉先生、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并誉为民国当代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曾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晚年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为后世留下了1500余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共56类凡54卷册。《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先生的代表作，而《国史大纲》一书钱穆先生则用温情和敬意阐述了华夏国史，被史学界公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先生平生喜好旅游，一生中多次游历海内域外，参访名胜古迹。1930年秋，36岁的钱穆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邀，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直到1937年冬，辗转南下任西南联大教授，整整在京7年。如钱穆先生自云：“余在北大凡7年，曾屡次出游……远游凡四次。”钱穆先生在北京期间的第一次远游是在1933年春季，那一年，钱穆先生任督队，带领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沿津浦路游访了泰安、济南和曲阜。第三次远游，钱穆先生独自一人去了汉口、九江游览了庐山，时间是在1936年的夏天。1937年春，钱穆先生第四次远游，到访了开封、洛阳和西安。

　　关于第二次远游，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章节中写道：“第二次游平绥路，大同、绥远以至包头。不忆在何年，同游者皆清华师生。”可以看出，钱穆先生的第二次出游是沿着平绥铁路游览了大同、呼和浩特(当时称绥远)和包头三个地方。钱穆先生竟忘记了此次出游的具体时间。我们从钱穆先生自述的第一次远游是1933年春，第三次远游是1936年夏天来分析，钱先生的大同绥远包头之行应该在1934年或1935年这两年当中的一年期间完成的。

　　我特别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关于到访大同的描述。钱穆先生说：“先至大同，赏其云冈石刻，诚千古所稀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亦一见可知。”廖廖数语，钱穆先生用精辟到位的29个字的概述，给予了云冈石窟以极高的评价。钱穆先生拜赏了云冈石窟后，认为云冈石窟为举世少见的艺术珍品。确确实实具有千古存世的价值。钱穆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云冈石窟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一语中的，钱穆先生认为，观赏云冈石窟，你可感受到其并非都是传统中国元素的雕刻，而是融入了大量外来文化的特质和内容，云冈石窟是中西文化的结晶。近年来，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也证明了钱穆先生所言之正确。作为世界顶级的佛教雕刻艺术，云冈石窟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艺术瑰宝。云冈石窟有二十窟露天大佛妙相传神的绝代芳华；有古希腊大卫·科波菲尔鼻梁的直挺俊秀；有爱奥尼亚雕柱的柔美雅致；有中华古建一斗三升及人字拱的华美瑰丽；有昙曜五窟汉民族大写意雕刻的宏壮凝炼；有犍陀罗风格的大窟、大像、弥勒大佛的神韵风采；更有流行于北魏时期诞生在马背之上的拓跋服饰的飘逸雕饰等等。云冈石窟的雕刻处处都体现出中外文化融合的痕迹。

　　在大同期间，钱穆先生一行“又在城中一楼，偕三四人午餐。”先生说：“据云此楼系大明正德皇帝在梅龙镇遇见李凤姐之原址，信否无可考。然余屡听游龙戏凤平剧，在此一餐，亦若特具佳味。”我以为，钱穆先生当年在城内午餐的酒楼应是大同城九楼巷内著名的凤临阁，对凤临阁的饮食，钱穆先生给予了“特具佳味”的好评。

　　1937年春，钱穆先生第四次远游，与清华师生游览了开封、洛阳和西安。对洛阳的行旅感受，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7篇章中写道：“洛阳萧条……游伊阙（洛阳别称）爱其江山之美及石刻之古雅，较之大同云冈可谓风格迥殊，典型自别。”钱穆先生认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雕刻风格迥殊。我以为多元融合、中外合璧的云冈雕刻风格与大唐汉化为主的龙门雕刻风格是有截然不同之处的。

　　立冬之日，我宅于平城诗韵中捧读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读到了钱穆先生在90年前到访大同，参观云冈的内容和感受，很是感慨。钱穆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代大家，今写此拙文，以表达我对先生由衷的敬意，也补云冈石窟研究名人访问资料之一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