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辽之前称平城、云中，居内外长城之间，处农牧接壤之地，自古胡汉杂糅。作为北方民族迁徙南下的驻足之所和孔道，曾经几何，北方民族带着欧亚大陆的各种信息由此而南，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作为北魏的都城、辽金的西京，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从南北朝到辽、金，许多“重头戏”都在这个舞台上演。民族迁徙融合、文化碰撞交流是这个舞台上演的永恒主题。

　　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是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阶段。处在如此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北魏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平城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融合，文化交流认同，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文化形态和兼具东西的社会生活，丰富而生动。

　　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学术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形成开始，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兴盛，这片土地自然地积累起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即北魏永兴二年）灭南燕起，直到北魏皇兴二年（468年）攻占南朝宋的青、齐二州，在近60年中，青齐地区一直处于江左政权的统治之下，其文化也受到南方影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徐州）纳入北魏版图。皇兴三年（469），北魏平青齐后，徙守将崔道固及当地士望、民户数百家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之桑干新城，立平齐郡使之居住，称平齐户（或平齐民），并以崔道固为太守。这其中就有刘芳、崔光、蒋少游等“青齐士望”，在礼乐文化、朝仪职官制度、律令、衣冠服制、都城规建等诸方面，对仰慕中原文化的孝文帝的汉制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芳，字伯文，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名门之后，年轻时以穷困曾“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即为僧人们抄经而达到小康。曾为《吊比干文碑》作注，并上表孝文帝。“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顾”，并“以芳经学津洽，超迁国子祭酒”。

　　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太和六年（482年），被授予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后升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深长，孝文帝常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平城皇信堂堂内四周之古圣、忠臣、烈士的画像，就是他和彭城张僧达所画。蒋少游身兼将作大匠，孝文帝“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不但参与了平城宫城的设计与营建，还主持了国家冠服的改制。他善画人物及雕刻，北魏大型皇室工程——云冈石窟的营造，也应少不了他的匠思。

　　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只是平齐民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平齐民在南朝文化制度北传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陈寅恪先生指出：“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另外，在平齐民中尚有刘峻者，本名法武，“峻徙代郡（大同）后，贫穷不能自立，与母一并出家为尼僧，后而还俗”。刘峻出家为僧后，与沙门统昙曜以及吉迦夜在平城武州山石窟寺译经。据陈垣《云冈石窟译经与刘孝标》引《开元释教录》称吉迦夜为西域人，在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此时的刘峻仅有11岁。后刘峻奔还江南，更名刘孝标，其有两大著述：其一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160余种，至今为士林传咏；其二为《类苑》，120卷，隋唐三志皆著录。今观孝标之注《世说新语》及所撰《类苑》，均受云冈石窟寺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印度人说经，喜用典故，南朝人为文，亦喜用典故。《杂宝藏经》记载印度故事，《世说新语》以及《类苑》记载中国故事，大同小异，可谓南北文化交流之点睛之笔。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覆灭了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同时，迁凉州居民3万户往京师平城，其沙门佛事也随之东迁,“象教弥增”，平城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于此同时，青州一带亦是佛教传播的重镇。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即北魏永兴四年），法显西行印度取佛经回到青州，并在此逗留一冬一夏，译经、传播佛法，青州佛教也日趋兴盛。

　　青州地区先后隶属南朝、北朝，南北文化互动明显。469年前，青州长期隶属南朝，因此雕塑风格与北朝有明显不同。北魏文成帝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对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青齐佛教造像雕塑也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84年，泰安汶口村出土的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比丘尼妙音造释迦佛金铜像（简称：妙音造像），除装饰有莲花、化佛、飞天和火焰纹外，其背光缠枝莲花纹与莲花化生佛组合，不见于此前的定州佛造像。究其来源，因太和十八年正值北魏由平城向洛阳迁都之际，龙门石窟尚未开凿，故须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平城武州山石窟寺（即今云冈石窟）。云冈第6窟中心柱南面上层佛立像背光，由莲花、化佛、飞天和火焰纹组成，除没有缠枝莲花及弦纹外，与妙音造像非常接近。缠枝莲花纹见于云冈第11窟南壁下层西部二佛并坐龛的龛楣，尤其缠枝莲花上开始表现化佛，龛楣上方还见有飞天。可见，妙音造像背光所见诸图样因素，均在它之前的云冈石窟出现。同时，因大量青齐士人、工匠、僧侣西来平城，云冈石窟中期造像的“褒衣博带”以及晚期造像的“秀骨清像”，亦或受到青州造像的影响。

　　鲜卑族入主中原后，介于儒家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的感召力，通过文化认同，突出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诏祀孔子于国学；世祖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平城东，内祀孔子；特别是平青齐后，孔子故里归属北魏，献文帝急以中书令高允前往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延和三年（473年），孝文帝则以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赐10户以供洒扫；太和十三年（489年），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中国古代于曲阜之外的中国国土上所建的第一座孔庙；与此相配套，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六年（492年）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并以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崇圣侯奉孔子之祀，复于曲阜孔庙所在兖州及全国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孝文帝“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数百年的儒学非但没有沦歇和停滞，且在中国儒学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考察北魏，儒学在提高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加速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提供支撑，也充分体现出对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这也为后世辽、金、元、清少数民族政权归流于儒家文化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为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文化基础的同时，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青齐因子”，在南北学术文化的发展、交融和演变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北方儒学礼教政治的全面推行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使已浸润了中原儒家文化的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各族，以非凡的勇气主动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雄浑之气，也为大气包容开放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秘书长）